金朝的建立者女真族由五代时期的黑水靺鞨发展而来，其最初定都于上京会宁府，后又先后迁都燕京和南京开封府，女真族也是继鲜卑族后第二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政权，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今阿城是金朝的第一个都城所在地，其地也有了“金源”之称。随着金朝的迁都和民族迁徙，金源文化也被带入中原，与中原文化融合，进而使其呈现出渔猎经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相互交织的新样态，并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活力。

      精耕细作，推进农耕经济发展。女真族虽有农耕传统，但技术水平尚不发达。金朝建立后，定都上京会宁府，有效促进了东北与中原地区经济与商贸往来。为了发展农业生产，金朝将大量汉人迁入“金源内地”。汉族人口的迁入，不仅增加了上京地区的人口数量，而且还带来了先进了农耕技术，加之当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资源，金朝多业并举，实现境内农业快速发展，使农业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金朝还将区域经济的整合与人口迁徙、政策导向有机结合，为东北地区的开发作出了突出贡献，使其地出现了土地辟、人口增、仓廪实的农业繁荣景象。

      为了发展农业、促进民族融合，金朝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将大量汉人迁入金源内地的同时，也将金源地区的女真、渤海等民族迁往中原，人口的迁徙打破了以往的血缘、地域与族属界限，突破了传统农耕、游牧、渔猎的族群分布格局，实现了多族群互融共存、社会共同发展，进而形成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人口流动的一个高峰时期。金朝统治者不断吸收汉族先进的经验，改变金朝军事王朝的民族传统，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金朝两次南迁都城，最终奠定了与南宋的“南北对峙”之势。为了促进民族融合，金朝提倡跨民族联姻，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历程。

      兼容并包，实现社会共同进步。金源文化是在对中原文化的接纳和认同中，创造性发展中形成的新型文化，不仅有本民族的渔猎文化因素，还直接继承了十六国北朝以来北方的经学传统，更积极吸纳中原地区儒家文化，通过“变夷从夏”的方式，不仅改变了本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金朝创制女真文字、铸造本国钱币、发展学校教育、开创女真科举，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中华文化脉络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金朝的“铜坐龙”不仅是渔猎文化、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结合的产物，更是女真族由部落体制向皇权社会转变的直接展示。铜坐龙是对辽宋两朝龙形象的创造性发展，将契丹游牧文明中的狼图腾、中原农耕文明中的龙图腾以及女真渔猎文明中的鹰图腾达到了有机的统一，集合了狼身、龙体、鹰嘴的特征，展示了女真族对多种文化的兼收并蓄、创新发展，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直接印证。

金代铜坐龙

      胡汉交融，促进社会风俗统一。女真族早期依山而居，其聚居处用树木搭建墙垣、建立栅栏，为了防止冬天的寒冷，室内则多用火炕取暖。烧火炕的燃料主要是树枝、农作物的秸秆以及煤和石炭。女真人的这一生活方式保留至清代都一直在东北地区盛行。玩“嘎拉哈”是金朝一种普遍的民间游艺活动。“嘎拉哈”是用猪、羊、鹿等动物距骨制作的玩具，满族妇女和小孩也喜欢以此做游戏的玩具，这一游戏在北方地区也一直盛行至近代。

      轻歌曼舞，高度发达的乐舞艺术。金朝歌舞、杂剧不仅在当时社会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还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金朝宫廷音乐不仅传承了唐宋宫廷音乐的特色，更加入了本民族音乐元素，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极为发达的一个时期。其民间乐舞“臻蓬蓬”更成为后世二人转、单出头和拉场戏等表演形式的源头。金朝还借鉴了辽代的礼乐制度，形成了其宽广高亢、悠扬深情的中国北方民族音乐风格，并为后世所承袭。金代的杂剧又称院本，最初在宫廷宴会或接待外宾中使用，后又开始在民间流行，为元代杂剧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苗霖霖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