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作者:汪信砚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更新时间:2019-07-12

      内容提要:“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而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解答,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道路/ 哲学表达/

      作者: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黑格尔,序言,第12页)在中国近现代,时代的中心问题始终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近百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求解这一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构建并继续不断地发展中国的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像饿狼扑食般地恣意瓜分中国,中国被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剧,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危亡的严酷现实,终于警醒了国人天朝上国的千年迷梦,也使“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日渐凸显为时代的中心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并前仆后继地向西方学习,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得出了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1页)显然,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而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最有贡献的,当推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瞿秋白。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决不仅仅是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传递、即原封不动地向国人推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也不仅仅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论著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翻译和介绍到国内来,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既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要求解的时代之中心问题,也是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最大的“实际”。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笔者曾特别强调过: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际上已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参见汪信砚)这也表明,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开始就是为了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也是最早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寻中国道路、求解“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6页),也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398页)。1919年9至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最早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内容及其不可分割的关系,并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要点:

      第一,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政治、法制、伦理、哲学等各种“精神上的构造”都由“社会经济的构造”所决定并随着“社会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如同布帛菽粟一样都是生产力的产物,它必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初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逐渐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和障碍,而生产力在束缚它、妨碍它的生产关系中仍会不停息地向前发展,于是,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越大,它与那不能适应它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就越激烈,其结果必是旧的生产关系的崩坏,这也就是社会革命。(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7页)

      正是基于上述对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的理解,李大钊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根本解决”,它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只要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其他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都不难解决。(同上,第6页)他认为,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必须首先解决经济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必须像当时的俄国那样积极开展阶级斗争、进行社会革命。

      李达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就已经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甚至比陈独秀更早。同时,李达也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绩最佳、影响最大”者。(参见郭湛波,第384页)李达之所以不遗余力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也是为了探索和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深信:唯物史观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社会组织的核心,而且能够为人们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提供改造社会的方针。(参见《李达全集》第4卷,第4页)

      1923年,李达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详细讨论了当时的中国是否可以应用和如何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问题,并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李达还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是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前提;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特别是要弄清现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他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它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而穿上了近代社会的“外套”,其中的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人们只有立足于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正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向,才能形成革命的理论和建设新社会的计划。(参见《李达全集》第5卷,第3页)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李达于1929年1月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作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要发展中国产业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民众政权的结论。以此为基础,他在1929年4月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中,运用唯物史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前途作了令人惊叹的深刻分析。他在该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和铲除封建遗物,中国革命的必然归趋是由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达于社会革命。该书的最后一章为“中国的出路”,作者明确指出,只有全体民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同上,第372页)

      瞿秋白也是较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之一,是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与李大钊、李达等人一样,瞿秋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为改造社会而求真理”。(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1页)瞿秋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整的世界观,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应当遵循这样的程序:首先从哲学上研究宇宙的根本问题;然后分析社会现象的秘密;最后再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同上,第334页)显然,瞿秋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探索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23-1924年,瞿秋白先后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和阐释,尤其是,他最早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唯物论和互辩法的综合”,互辩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总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基础”。(《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2页)

      与中国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较,瞿秋白突出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而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武器。(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507页)他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就必须“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10页),而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就是“互辩的唯物主义”(同上,第455页)。当然,瞿秋白也很重视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它是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和揭示人类社会进步的学说。他还具体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论证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第108页)

      总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紧密联系中国的实际传播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初就已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定位于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为此作了艰辛的努力,对中国道路作了初步的哲学表达。

      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结出了巨大的理论果实,即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此后,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标志性成果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回答,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同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也具有普遍的重要指导意义。

      之所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是因为它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是对于这一时期中国道路“应该怎么走”和“不应该怎么走”的哲学回答。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努力防止和克服各种背离这一原则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毛泽东对这一根本的实践经验作了深刻总结,将其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也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应有的科学态度。他说:“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不断取得胜利;凡是偏离或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时候,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

      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同背离“实事求是”这一根本原则的各种错误倾向作不懈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事求是”是始终贯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一根红线,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核心文本是1937年7、8月间写于延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显然,在延安时期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里,毛泽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决不可能仅仅是出于对纯理论的兴趣,而是基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紧迫需要。事实上,这两部著作都是为了反对与上述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本相反、并曾屡次给中国革命带来惨痛损失的“主观主义的态度”而写作的。关于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明确而集中的概括。毛泽东所批评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这种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本对立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大敌;只有彻底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抬头,中国革命才会胜利。(参见同上,第800页)这就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根本动因。

      正如前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认同、接受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得出了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但是,“俄国人的路”即俄国道路或苏联革命模式不可能现成地适用于中国。要找到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革命道路,尚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然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但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它不仅要求人们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需要人们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

      但是,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违背和妨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主观主义。一方面,一些人犯有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这些人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到处吓唬人,或者迷信苏联革命模式、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不研究甚至拒绝研究中国的实际;另一方面,一些人犯有严重的经验主义错误,他们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并到处搬用,轻视理论的作用,同样也拒绝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这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都曾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放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照搬苏联革命模式,盲从共产国际的指令,直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迫使党不得不进行红军长征这样的战略大转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第一线的主要指挥员,在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中,毛泽东亲身体会和深刻认识到主观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先后写作了《调查工作》(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两篇反对主观主义的战斗檄文。

      在1930年写作的《调查工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他还从哲学高度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离开对客观实际的调查,就会在阶级估量和工作路线上滑向唯心主义,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页)在这里,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都作了深刻批判。

      在193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顺序分别讨论了“战争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强调指出,要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既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要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然后,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既批判了那种照搬反映一般战争规律的军事条令和反映苏联革命战争规律的苏联军事条令的教条主义,也批判了那种抄用“长驱直入和夺取大城市”的北伐战争经验的经验主义,指出它们都“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同上,第172页)

      毛泽东认为,党内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观主义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很多干部还不懂得唯物辩证法;要克服党的主观主义错误,必须在党内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投入了很大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从哲学上对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作了集中的清算。

      《实践论》紧紧抓住实践与认识这个人类认识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考察和分析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和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论述了实践基础上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深刻阐明了认识辩证运动的全过程和总规律,概括出了“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由此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精辟地指出: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然后又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指导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7页)毛泽东运用这种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同上,第295页)而要克服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其认识论根源:“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同上,第296页)

      《矛盾论》则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了《实践论》中所阐发的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着重论述了如何观察、分析和解决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从分析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入手,创造性地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首次系统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强调“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0页)。基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毛泽东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中引伸出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毛泽东指出,从人类认识运动的一般秩序来看,人们总是首先认识许多具体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而当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本质以后,就可以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对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同上,第310页)在毛泽东看来,从认识方法上讲,中国革命中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背离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例如,在分析矛盾的普遍性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同上,第308页)而中国革命中的经验主义错误,恰恰在于不懂得这个道理。在阐述“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时,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它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也不懂得在认识了各种具体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或者新出现的具体事物。概言之,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上,第310、311页)

      上述表明,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概括出了“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并从这一公式中引伸出了“特殊——一般——特殊”的辩证认识方法。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把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具体化为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中引伸出了“群众——领导——群众”的群众路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矛盾特殊性的学说,强调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又从“实践——认识——实践”的人类认识总公式中引伸出了“物质——精神——物质”的唯物论。

      由此,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基础,多方面地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阐述了一整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①正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成功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建国初期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谱写了用马克思哲学改造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壮丽篇章。

      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也揭开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求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索中国道路的新篇章。近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继续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回应当代中国实践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的过程中取得了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在不同阶段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发挥了理论先导的引领作用,成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

      新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肇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全国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始自1978年上半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吹响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强劲号角,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对人们思想的长期禁锢,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教条的否定及其所开启的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就不会有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道路。

      时至今日,仍然不时有人这样那样地质疑当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意义,认为那场讨论不过是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并没有什么理论创新。那么,哲学理论创新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改造世界包括变革人们的思想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并由此开启了一条使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难道还不够重要吗?顺便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表达,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样发端于反对主观主义,充分表明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的连续性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普遍指导意义。

      乘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东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大胆闯入了以往人为设置的一些理论禁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展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人们就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如何理解人道主义的内涵和实质、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虽然这场讨论并未完全充分地展开,人们在上述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它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人的特别关注和重视。这种对人的特别关注和重视,直接促成了20世纪后期以来人学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的凸显,并最终促成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执政理念,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了丰富的人学内涵。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开展了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的讨论,它们是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生产力标准思想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思想本身都是邓小平明确提出来的,是邓小平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任务。

      然而,有些人仍然教条主义地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中一些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事物斥之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并由此怀疑和否定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本身。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以往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于20世纪80年代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思想,即强调应该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判断各项工作的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而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有些人对生产力标准作了简单、片面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如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标准或金钱标准,从而为有的人攻击改革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提供了口实,并由此在理论界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的激烈争论。1992年初,为了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邓小平在南巡谈话时又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思想,进一步发展了生产力标准思想。

      在上述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就如何正确理解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澄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深化了人们对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解,增强了人们遵循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自觉性,坚定了人们走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应该承认,上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的讨论都有着非常明显的现实政治背景,它们本身就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探索的前提和核心问题展开的,因而它们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毫不足怪。但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即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里的学术探讨,也同样体现出人们对于中国道路的探寻和求索。可以说,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和拓展的实践逻辑是高度契合的。

      20世纪80-90年代,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和人学先后或交错地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其深刻根源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过程中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认识论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第一个热点领域,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看,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如前述,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端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真理标准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认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人们最初为了深入地理解和阐释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对与真理标准相关的一系列认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而结合现代科学的新成就对认识的本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关于认识的本质的论争中,人们提出和探讨了反映与创造、反映与选择、反映与建构、反映与重构的关系问题,突出强调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认识的能动性。这种认识论研究异军突起的局面,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82页)的命题所表达的新时期中国道路的开创对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对于发展科学技术的需要促成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认识论转向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从当时关于认识的本质问题的讨论对人的主体性和认识的能动性的突出强调中,我们也不难窥视到人们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期盼和希望。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价值论、历史观、人学也都相继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且至今仍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这既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理论逻辑使然,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道路开创和拓展的客观要求。例如,在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过程中,价值论的研究本身是从认识论的研究中分化独立出来的。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认识论研究中关于认识的本质问题的讨论突出强调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问题与价值问题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的相关性:“价值问题是主体性问题的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而主体性问题则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李德顺,第3页)同时,上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生产力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价值论问题,如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真理检验标准与价值评价标准的关系、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与作为价值观的人道主义的关系、生产力标准到底是一种真理检验标准还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等等。正是这类内在的理论关联性,使得价值论不可避免地凸显为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

      而就其作为新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来看,价值论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也是有其现实必然性的。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价值观念冲突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消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冲突,使人们达成价值共识,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亟待价值论研究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另一方面,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如何抵御西方价值观念的普遍化扩张,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如何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构建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维护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全球价值观,也成为价值论研究的紧迫课题。近30年来,在回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的价值论研究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智库作用。

      回顾和阐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于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不能不论及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大多是从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中移植过来的,基本上都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离和“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大部分并立的“板块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并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由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所阐释的“讲坛哲学”也远远落后于“论坛哲学”。在这种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展了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研究和热烈讨论。由于对如何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的理解,所以,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又直接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正是通过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问题暴露无遗,人们认识到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基本结束,而由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所引发的、原本也是以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为旨归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却贯穿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甚至延续至今;自从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的讨论开始以后,再也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体系性建构,能够获得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那种“一统天下”的地位。例如,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由肖前教授任主编、黄枬森和陈晏清两教授任副主编、并由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点历时十年之久共同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它直接就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改革”的最终成果。这部教材的确打破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但它打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结果或“代价”却是走向了无体系,它甚至根本就不再追求构建统一的体系。此后,国内也曾出现过一些力图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教材,但它们并没有被人们广泛使用。即使是近年编写的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再追求那种能够“一统天下”的教科书体系。

  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没有能够实现其初衷、构建一种能够取代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新的统一体系,其原因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为当时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服务的,它也很好地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的需要。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日益深入的发展,那种“一统天下”的传统教科书体系便日渐失去其存在的土壤,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它们不仅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之理论逻辑的极其重要的环节,而且也是新时期中国道路的特定哲学表达。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分化发展的格局。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致思路向或研究范式,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文本学——文献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对话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范式”等(参见任平),它们在如何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套路和主张;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心也移向了各个不同的领域,部门哲学研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特别是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生态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有人认为,这种多样化分化发展是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所导致的“消极后果”,表征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内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瓦解。(参见杨学功)在笔者看来,这实际上是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逻辑必然。当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终结了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后,既然人们难以构建替代它的统一体系作为可以依循的研究范式,那么,人们就只能各自举起自己的旗帜、开辟自己的领地。而从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看,这种多样化分化发展正好折射出了新时期中国道路向纵深拓展过程中,中国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展开和领域分化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这一过程中深化对相关领域的认识的客观需要,同时也适应了中国道路向纵深拓展对个体的个性化创造的期盼和要求。

  近年来,“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经常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键词,它们更加明确地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对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于中国在通过这条道路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的责任和使命的高度自觉。

  在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实际,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命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分析和科学把握,是对党的十八以来中国道路不断拓展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也必将对中国道路的未来拓展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哲学表达的典范。

  总之,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大问题作了持续不断的求解和探索,它所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由此成为不同时期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最为宝贵的理论传统,它必将转化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注释:

  ①李维武教授曾专门考察和分析过“实践——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群众——领导——群众”、“物质——精神——物质”这几个公式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维武,第133-157页)

  原文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84年,人民出版社.

  [2]郭湛波,1935年:《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

  [3]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4]《李达全集》,2016年,人民出版社.

  [5]《李大钊全集》,2006年,人民出版社.

  [6]李德顺,1987年:《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李维武,2014年:《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重读毛泽东〈实践论〉》,人民出版社.

  [8]《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1988年,人民出版社.

  [10]任平,2012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载《哲学研究》第3期.

  [11]汪信砚,2013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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