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的发展趋势究竟是什么？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巨变的时代，这场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改变了这个世界。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场巨变的主要拉动力是信息技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的广泛应用，对未来的经济结构、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均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谁掌握和应用了这种新技术就会处于竞争优势。当今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科学技术发展正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世界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未来5年至10年内，尽管具体的事情很难预测，但大趋势是“变”，且这种变化是以一种“悄悄地”快速变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例如支付方式的变化，它“无声无息地”就来了，有些人开始很不习惯甚至拒绝它，这或许与这场变动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有关，但不管怎样，这种变化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支付方式，而是人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接受它、依赖它是迟早的事。

      一
      直面综合危机

      当今世界正面临综合性危机，涉及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从发展的角度看，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形成了以工业化为特征的发展范式。工业化不仅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而且几乎把世界所有的国家拉入其中。世界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能力不断扩大、消耗的资源越来越多，造成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就出现了能源危机、生态危机，乃至气候变化，也由此使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凸显。而全球问题涉及经济、生态、气侯、资源、社会等多个领域，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气侯变化问题。对于气侯变化的极端性和不规律性我们虽然已经非常了解，但它究竟怎么变化依然看不清楚。
      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下简称二战后），为了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全球治理应运而生，即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包括金融（世界银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关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在金融领域，后来还建立了地区性的金融机构（地区性开发银行）。这些组织至今还在运转并发挥作用。我们一般讲全球治理是指通过协商对话与合作来应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以避免发生新的大危机，这里所说的全球治理具有更为宽泛的内容，其涉及转变发展方式，即从沿袭传统的工业化方式中走出来，以新的发展观作为引领，创新发展方式，创建新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包括为了防止气候变暖、温度升高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创新发展方式做起来难度很大，需要一个长进程，是百年之变，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行动，需要制定承担责任的规则，对逆向行为进行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治理需要新规则。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加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国际生产分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增长的奇迹。但这也让传统工业化方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加快转变生产方式，不过这个难度很大，过程也会很艰难，但没有别的选择。从外部环境看，中国无法再沿袭原有的生产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特别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把中国作为全面的竞争对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遏制中国的科技发展。此外，世界经济下行也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了不利影响。中国处在发展范式与国际秩序双重的转变之中，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另一方面国际秩序、国际关系也需要转变，而这种双重转变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亦逐渐凸显。
      就世界发展的结构而言，即力量结构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这个趋势还会继续。新兴经济体将不仅是世界未来增长的动力，也是市场扩张的主力，其如何改变惯性的赶超模式，向新生产方式转变，无论对于这些国家本身，还是对于未来的世界都至关重要。自西方国家崛起后，占主导地位、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引导世界潮流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二战后，美国经济占世界一半以上，西方国家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占世界80%的份额。反观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占据了世界的半壁江山。据预测，到2050年，非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将占世界的60%以上。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经济本身增长的增量部分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量的1/3，有时更高。但是，这种群体的赶超，即沿袭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西方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动员的人口也就几亿，而新兴经济体所动员的人口已经达到几十亿，仅印度、中国就二十几亿人口，再加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肯定走不下去。
      赶超发展模式的问题主要是资源制约，还有废气排放所导致的环境恶化加剧。传统的发展方式是通过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来实现增长，而国际贸易交换则主要是物品的交换。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实现生产的延伸扩大，而贸易和投资越大，资源制约与环境问题就越严重。经济全球化把大多数国家带入全球生产网络，如今，世界成为一个大的开放空间、大的开放市场，生产、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解决发展范式的问题需要加强全球治理，需要国家间共同努力来推进发展范式的转变。
      经济全球化就是市场开放伴随着资本、生产、人员、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和配置，主要是通过构建国际生产网络，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开放发展，加入到开放的世界市场中。全球化的贸易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地发展起来，源于二战以后的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以及后来的WTO，全球建立起一个多边开放的贸易框架。迄今为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基本上都采取了开放发展战略，已经有160多个国家加入了WTO。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特点：一是普惠性，即多边贸易体系内无歧视，市场开放的成果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不过，这一条受到了区域贸易安排（FTA）的冲击，因为区域安排是排他性的，对非成员歧视； 二是不可逆性，即一旦进入贸易体系，就“没有退路”，也就是说，任何安排都不能在市场开放上退步，水平只能更高。但美国往往不守规矩，自立单边条款，对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三是在制度下解决争端，不能搞单边主义，报复主义。这是GATT过渡到WTO后的一大进步，但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使这一机制面临危机。

      二
      需要推动新全球化

      全球化是大趋势，不会停止。但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谁参与谁就发展得快，谁开放谁就发展得快，因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理论上，最大化的开放能实现最大化的增长和效益，但在实践上则不尽然。在开放市场环境下，总是那些大公司大集团能够发挥极致，扩大投资规模，获取巨额利润，而那些中小微企业和弱者则可能无法从增长中获得相应的机会，有些甚至被边缘化。由此，出现1%与99% 的问题，即1%的人集聚了相当99%的人的财富。据研究，当下，世界最富的26个人的财富相当于其他38亿人的财富。因此， 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分配的极端化问题凸显。此外，不平等现象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一大批地区都变成了所谓的“铁锈地带”，越来越多的人口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财富的积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少数掌控者集中。这种情况引起了多种形式的反抗，包括贸易保护主义、“黄背心运动”、大规模移民潮等等。
      因此，世界需要新全球化。新全球化在强调开放的同时，更注重发展的均衡性、开放的渐进性和包容性，其中，包容性就是要考虑更多的人能够从这个过程中受益，渐进性就是要有序进行，不搞“休克疗法”。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全球化思路。“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向所有国家所有企业开放；“一带一路”突出发展，强调提升当地的发展能力，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注重改善综合发展环境，而不是仅仅开放市场，把“一带一路”的规划与当地发展规划对接，这样就矫正了那些完全靠市场开放就能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全球化是一个需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综合考虑的问题。
      显然，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全球化，而是如何引导全球化向合理的方向发展。解决财富分配极端化的方式，不是要没收富人的财富，而是实行合理的社会政策，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同时，需要对那些需要转型的人提供支持，提升新的能力。在发达国家，各国都相继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政府也面临财务负担越来越重、难以为继的问题。因此，我国需要采取新的政策，发挥非政府机制的保障作用，推动新形势下社会综合保障体系的发展。
      现在，新的技术革命正在深化。虽然新技术会创造新的发展动力，但智能技术也许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更多地代替人手，只使用高端人才，从而恶化就业环境。信息化、智能化是大趋势，势不可挡，因此要让新技术为人的发展服务，让人们从新技术的发展中受益。在欧洲、美国，由政府机构或者民间机构牵头，正在试验一种新的社会保障方式，称之为“普遍收入分配制”，方法是对每个人按月提供能够支撑基本生活的收入，这样，一旦智能技术替代人的工作，人们还有生活的保障。这是一项面向未来的试验，带有前瞻性。此外，智能技术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带来更大的威胁。新技术用于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就是好的，但如果用于战争，或者其他方面就非常危险。曾有2000多个科学家要求联合国制定关于限制智能化的规则，提出智能化绝不能用于战争，这就如当年制止核武器一样，要求核能源绝不能扩散，现在对智能化设立边界亦是如此。技术是人创造的，其最后的道德边界在哪？如果技术造成了威胁，对人类来说就是违反了基本道德；如果智能化用于战争，具备先进智能化的国家会非常容易入侵或者打败另一个国家，这种后果极为可怕。因此，在推进全球治理中，对新技术的应用也要纳入其中，建立新技术规范，加强对新技术的导向。
 

      三
      需要把握世界大局

      世界处在大变局之中。所谓大变局，就是大的发展方式、大的力量对比、大的制度体系、大的关系格局等。从发展方式看，如前所述，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正在发生大的转变；从制度体系看，主要是体现在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以西方价值观和国家关系准则为导向的制度体系正在调整，有些调整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引发的，有些则是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从大关系格局看，美国霸权体系正面临挑战，美国越来越难以承担霸权的负担。
      大变局时期是最不稳定充满风险的。历史地看，在大变局时期，最易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二战后，美苏之间发生了冷战，对抗几十年，最后以非战争方式结束，带来了被称之为“和平红利”的大发展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世界市场获得整合，出现了新的发展。以发展中国家为引领的非西方国家力量已经崛起，对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形成了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维护自身的主导性地位，利用制定新规则来规范新兴经济体。尽管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因为维护其基本制度的稳定非常需要，但发展中国家也要求有自己的话语权，以推动建立起一个维护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的国际体系。因此，未来能否建立一个基于共识的、共享的体系，不确定因素很多。这是对原有体系的调整与改革，而不是替代，这个国际体系是能让大家都接受，能反映更多国家的利益，包容性强的新体系、新关系与新秩序。为了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需要大家参与，因为这不是一个国家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危机，每个国家，每个个人都被纳入一个全球性的开放体制中，虽不能说一荣俱荣，但至少是一损俱损。人类社会需要新文明，也许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新文明的方向。
      我们需要把握好大局，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因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相对和平地转变。我们看到，现在世界很不稳定，发生大冲突的风险不断增加，一些地区冲突因多种因素的影响不断加剧，有鉴于此，我们最重要的是防止这些冲突延伸扩大。面对乱局，人们担心危险和挑战会使世界陷入无序状态，发生大战，甚至发生新的核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世界的无序状态，即便能够通过增强力量来守住国家边界，也不一定能够解决边界内的矛盾和问题，更不能解决跨界扩散与传播的问题。世界在快速变化，许多问题相互交织，诸多问题超越国家范畴。因此，需要通过协商、谈判与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大国间的争端。
      中美之间的矛盾面在上升，一是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二是美国政府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后者，我们没有办法扭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那就是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的基本原则，通过谈判化解分歧，或者降低发生更大风险的几率。中美之间有着难以分离的相互利益基础，美国要与中国脱钩并不容易。中国不会直面挑战美国，但也必须捍卫自身的利益。再者，中美两国对世界的影响巨大，彼此发生冲突会影响世界，因此希望中美对抗的国家并不多见。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看到，“天塌下来”并不容易。

      四
      坚持做新型大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做出了非常重要和明确的定位，就是分三步走，即到21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成高度发达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伟大梦想，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世界都非常关注，我们给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做一个新型大国。但新型大国是什么？其就是不走以往大国争霸、称霸的老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要做新型大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向世界的一个政治承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也必定会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
      中国倡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报告的英文版本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译为：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直译成中文就是“共享未来的共同体”，共享未来是个目标定位，需要具体的机制构建，而机制并非一个或者几个，也不是靠中国自己做，而是形成世界各国的共识。中国提出推动构建共享未来的共同体，这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这样的认知，希望有一个和谐的世界，实现天下大同。当然，历史观中的世界是有限的，如今才是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方面变得很小，现代、开放的市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通讯网络等把整个世界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世界很复杂、矛盾很多也很不公平、很不安宁，出现越来越多的全球问题。在此情况下，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难度不小。
      中国首先需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帮助办好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就自身而言，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探索出新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成功了，对世界意义重大。目前的转型是经济本身发展所需要的，传统的办法是把过剩的、过时的产业转到不发达国家，欧洲、美国，还有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等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但中国走这条路不行，一是像中国这样大的生产能力，如果要转移，转移到哪里去？二是在这个时代，转移污染是会被拒绝的，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太严重了，已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只有探索创新发展方式。这就是为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不是产业转移，而是产能合作。何为产能合作？就是和其他国家共建，帮助其他国家建立产业能力，尽可能地采用比较先进的技术，而不把落后产业直接转移到他国。世界未来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市场潜力巨大，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对未来世界影响巨大。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五
      需要新发展观引领

      涉及黑龙江省的发展，重点要放在走创新发展方式的大局上考虑，要定位明确，打造其他地区无可替代的优势。事实上，打造优势很关键。因此，首先要找准什么是黑龙江未来发展不可替代的优势？当时的沿海地区为什么发展起来了？劳动力是一样的，政府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当时沿海地区就能发展得快？因为沿海地区不用修路，有了产品向外运输即可，两头加工在外就实现了，但是在青海、陕西，甚至黑龙江就行不通。笔者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为黑龙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黑龙江要以此契机来规划大区域连接点。以往黑龙江考虑“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就是地缘连接，就是看看如何能够与俄罗斯远东地区连接起来，但由于远东地区的特殊环境，连接起来也可能很难成为热点地区，特别是按传统工业化的模式，俄罗斯远东地区难以发展起来，但如果依照新的发展理念下的方式，它就拥有了全新的含义，特别是放在“一带一路”广域框架下，就可以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
      黑龙江现有的两个优势要有新的发展：一是设备制造业，这个产业需要大场地、大空间，加上“一带一路”推动的广域框架，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要在提升上下工夫。二是大农业和绿色大农业，通过现代化、智能化的提升，可以打造面向未来的绿色大农业带。需要把精细生产、精细加工、精细服务搞好，发展集生产—服务—生态—生活为一体的综合大农业，前途无量。
     每当看到人口外流，GDP排末端，黑龙江就会感到压力巨大。因此，为了落实新发展观，我们需要改变现在的评价标准。现在看政绩主要还是看GDP增长，但事实上，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发展了。特别是把黑龙江与广东放在一个标准下比较，那是有误导的。因为两个地区结构和特点不同，中国这么大，应该是一省一标，像黑龙江，重要的指标应该放在绿色和大农业上。而农业的增长与工业的增长又不一样，再者，农业统计不能光看收了多少粮食，而是应该看综合大农业指标，即应该看创造的综合就业、综合服务和产值。黑龙江人口减少是个大趋势，人走了，地可以腾出来，发展大农业，或者种草，成为大草原。经济越发达，人口越往城市集中、越往沿海地区集中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
      因此，黑龙江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哪里？事实上，如果把绿色优势加到评价指标体系里，黑龙江的综合评比就可以居前位，可以为全国贡献绿色资源，而关键问题出在统计上。这就像贸易统计一样，有了生产链之后，在多处加工，每一个地方都增加一点，到离岸的时候总是通过一个地方离岸，都记在一个地区头上，这个贸易统计就不合理，没反映实际情况，这也是中美贸易争端的一个症结。有鉴于此，有必要做附加值的贸易统计，但是要转变传统的统计方式难度很大。但不管怎样，世界在变，未来在变，所以不调整不改革不行。
      本文原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