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意味着中国经济彻底从速度规模型转向质量效益型。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高质量、生态环境的高质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高质量。其中，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核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要实现结构优化，而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论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

      一
      协调发展理念推动了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

      高质量发展就是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发展，协调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协调发展理念是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提出的，不仅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推动了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

      1.协调发展理念推动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
      在理论上，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平衡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之间在全面协调的基础上要保持适当比例发展。协调发展的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中早有体现，在新的发展阶段，“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发展结构理论的创新”。在由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进程中，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并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实施不同的政策，这些都属于不平衡发展战略。新时代下，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过程中面对着新环境和新难题，发展理念需适时向协调转换。协调意味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平衡性，强调转变经济各方面存在的失衡现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同时还要补齐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并发掘潜力。
      在方法论上，协调发展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抽象法以外，还坚持结构分析法。结构分析法作为一种静态分析方法，主要研究一定时期内经济系统中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的发展变动规律。随着经济在数量上和居民在收入上的累积增长，经济结构在变化的过程中应表现出优化和整体提升的特点，因而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着重从结构变化入手。结构的变化往往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平衡，因而经济结构分析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在研究中应当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2.协调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人类社会是在矛盾中不断前进发展的系统，因而任何发展都是系统的发展，构成系统的要素在相互联系与制约之中构成了系统的整体发展。而一国经济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其变化发展有赖于系统中的不同部分和各个要素的联动。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国在新时代下的经济发展将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新的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重点强调“全面”。因此，在国家的整体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经济建设，也要将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着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整体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和区域结构平衡协调。
      另一方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由部分所构成的，对各个部分起着主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部分的状态和变化。同时，系统内的不同部分和各个要素也以不同方式影响制约着整体，甚至会决定整体的发展方向。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部分产业、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为代价，否则会影响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和长期目标的实现。要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在长期中得到充分发挥以及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就必须注重经济结构整体的合理优化，同时注重部分的发展以及部分之间的协调平衡，既要重视经济、社会、自然等不同方面的协调共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突破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同时又要注重不同方面中的各部分间的协调发展，比如在经济结构中注重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等各部分间的平衡发展。

      3.协调发展理念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内涵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反映经济现实，分析经济现象，揭示经济矛盾运动的本质和客观规律。协调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内涵。
      第一，协调发展理念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认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具有同等的地位；重点论则认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更应该得到关注。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要将两点论和重点论进行统一，经济发展既要注重战略布局和统筹规划，又要有重点地补齐发展的短板，攻克难题，开发增长潜力，不断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第二，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平衡发展意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协调增长，不平衡发展则表现出发展过程的非均质特征。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经济发展往往是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重新平衡的过程。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实行赶超战略，尽管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造成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较低、结构失衡严重、资源环境结构性短缺等问题。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不平衡增长所造成的问题愈加显现，加之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已由过去单一的短期增长目标转向长期综合目标，这就要求发展更加注重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注重不同产业、不同区域、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
      第三，协调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协调发展意味着要找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难题和短板，通过克服难题和补齐短板促进协调发展。“补短板”的这一重要论述反映了短板与潜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短板”在现阶段是严重制约发展的障碍，构成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瓶颈。“补短板”就是破解难题，充分挖掘发展的潜力，突破瓶颈制约，将短板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同时，“补短板”还意味着扩大“木桶”的容量，更好地发挥组合效应，因此补短板已上升到事关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上。

      二
      协调发展是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是“有效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因此，协调发展是新时代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1.高质量发展中的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目标，还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和尺度。协调是经济发展的手段，意味着我国在新时代下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就要依靠协调发展。协调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协调也意味着发展要更加注重系统性、平衡性与可持续性，这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是发展的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追求数量上的累积和规模上的扩大，而是更加追求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平衡发展与和谐共生。协调是评价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在新时代背景下协调将成为评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和标准。经济结构是否平衡发展、生态环境是否得到有效治理和保护、各地区人民是否得以共享发展成果等一系列关乎协调发展等问题，都成为深刻影响高质量发展程度的重要方面。
      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协调发展首先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系统的和谐共生。长期以来，依靠传统要素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构成的压力不断加剧，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突破资源环境问题对实现长期发展形成的约束，在保护自然系统和保证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实现发展。协调发展还意味着协调代内、代际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要实现当代人的发展，而且要实现当代人与未来各代人之间的利益协调，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协调发展是新时代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在我国处于低收入水平时期，为了迅速摆脱贫困状况，经济增长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主要目标，由此实施了推动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发展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并且在政策上鼓励和支持部分地区尤其是城市的优先发展。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非平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不平衡问题突出，经济结构失衡、区域城乡经济失衡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向高水平迈进的重要约束。新时代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根据协调和共享的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长期存在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断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协调是提高发展质量和培育竞争优势的动力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和现阶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难题，不断培育和增强发展的动力和优势。因此，要想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短板之中蕴含着发展的潜力，补齐短板能够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补齐短板包括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资源环境的短板、贫困的短板以及个人发展的短板等方面。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增长动力减弱，只有补齐这些短板，才能突破发展的瓶颈，以发展的新动力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现。

      2.高质量发展中协调发展面临的问题
      新时代背景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解决好增长潜力开发和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就必须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短板解决好不协调问题，为经济在长期中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良好基础。现阶段，我国在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城乡二元结构、资源环境等多个方面。
在产业结构方面，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问题已构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方面。第一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产品的品种不优、品质不高；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长期落后，生产效率较低，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自动化与信息化程度不高；三是各地区尚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农业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农业结构的趋同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第二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方面：一是我国的制造业产量世界排名靠前，但国际竞争力并不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主要在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等科技含量低的领域占有较大份额，而在产品设计、关键零部件和工艺装备等环节则尚未普遍掌握核心技术；二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严重，我国工业生产长期依靠传统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工业领域普遍存在较为严重产能过剩问题；三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生产导致资源环境约束增强，而资源和环境压力又进一步阻碍制造业向更高水平迈进。第三产业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高端服务业比重较低，与高收入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产品和服务品质水平较低，服务业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在供需结构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依靠需求管理而忽视供给管理。但以传统要素投入进行大规模生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显著减弱，且以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外向型经济使得企业的生产和出口较多地依赖于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本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在供给结构方面，一是我国企业的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长期忽视人力资本和技术研发投入。大规模的要素和资本扩张能够在短期推动经济在数量上的高速增长，但供需不协调则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产能过剩。由于缺乏人力资本的投入和忽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面临着很大的阻碍。二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区域、城乡经济不协调问题突出，各类生产要素难以在不同地区之间实现有序地自由流动，不同地区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也不尽相同。
      在城乡二元经济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我国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大力发展重工业，户籍制度、资源配置制度、治理体制、投入机制等方面的机制设计均向城市倾斜，长此以往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逐步放开产品流通和价格，实施城镇化战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等，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转变。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存在着区域间和城乡间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不平衡问题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短板。我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地区无论在生产还是居民生活质量上均相对落后；二是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差距较大，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三是城乡分割问题依然严重，由于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城乡之间无法形成合作与互补的良性机制。
      在资源与生态环境方面，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与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对当前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日益突出，这主要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生产方式有关。我国将自然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这种增长模式是以资源耗费与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也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国每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排放量均居世界首位，雾霾、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重金属超标等环境问题越演越烈。依靠传统低端要素大量投入的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压力不断加剧，经济、自然环境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发展愈加显著。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协调发展面对诸多方面的不平衡问题，而关键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二是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

      三
      高质量发展中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供需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衡，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制约着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调整是解决现阶段结构性问题、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促进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1.高质量发展中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调结构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向的重要方面，而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成为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产业结构变动的战略包括平衡发展战略和非平衡发展战略。其中，平衡发展战略可追溯到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都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平衡增长。这种平衡发展战略的实现要求国民经济的高度计划性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具备平衡发展的条件和实力。非平衡发展战略可追溯到赫希曼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存在不平衡传导机制，发展的任务是要通过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迫使人们进行投资，集中力量优先推动某些部门的发展。非平衡发展战略更适合经济发展初期面临有限资源合理配置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就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的追赶与超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平衡发展战略，重工业的集中发展和过度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其他产业生产所需的资源，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数量和速度，我国集中力量，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大量投入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这种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不仅忽视了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资源的过度开采以及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新时代背景下，增长的目标已不再是单一追求数量，而是实现经济结构的协调平衡、整体优化和提升，推动现代化的建设，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更高水平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现阶段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需要针对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由非平衡发展战略转向再平衡发展战略。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与追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相平衡，依然处于低收入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中传统制造业比重长期处于较高水平，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缓慢，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二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造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问题不仅造成了资源环境约束，还导致了产能过剩；三是产业结构较为低端，产品生产主要以传统技术为主，虽然第二产业产值高，但附加价值较低。当前的经济结构与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目标不相协调，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高质量发展中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向中高端，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向：一是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现阶段则应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战略重点，还要发挥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二是培育竞争优势，打造制造业强国，这就要求产业的发展和转型要以创新作为驱动力，以产业化创新促进我国制造业生产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三是促进传统产业与新技术、信息化的融合，比如“互联网+”“智能化+”和“绿色化+”等方式。

      2.高质量发展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
      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国家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条件产生了阶段性变化，经济结构的协调成为我国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主要方面，其协调优化能够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流动，无论对科技创新驱动、资源配置优化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潜力所在，其路径在于：
      首先，创新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着力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短板，农业的发展要转变长期形成和固化的传统生产经营方式。一是以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发展水平，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农业向更高效率、更优质量和更高附加价值的方向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的绿色生产，促进农业生产向更加节约和更为持续的方向转型。二是要完善农业产业组织，实现农业经营和组织制度的现代化，转变长期以来分散的小规模经营的现状。三是要在农业生产中引入高端生产要素，除了科技创新之外，还要重视人力资本要素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而且要激励创新创业人才进入农业，进行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培育和推广。
      其次，推动工业发展的转型升级，通过新型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协调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创新要在工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现代高端生产要素的投入将成为培育竞争优势的核心力量，也意味着工业发展更加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重视社会、经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是要推动产业化创新，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协同创新，实现重大专项技术突破，培育未来主导产业。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现阶段工业生产中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我国的工业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污染和高消耗为特征的，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推进生产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变，注重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和谐发展。三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为产业化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保障。
      最后，推动消费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协调发展培育新动力。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由于人们往往会在消费过程中产生新的寻求，因而消费环节不仅可以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能够成为起点，不断为生产提供动机和动力。消费需求的增加为生产活动提供了市场，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提升也能够推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协调发展和持续增长有赖于转变以往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消费与投资协调发力。一是要培育消费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劳动报酬占比的提高，注重调整分配结构，合理地缩小贫富差距。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提供合理有效的保障，促使居民形成对未来生活的良好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二是注重培育和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展催生新业态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应围绕“互联网+”展开，不断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而消费性服务业则应致力于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多元化和专业化。

      四
      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也是补齐短板的关键内容，不仅涉及区域高质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要针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处理好三大区域之间、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推进二元结构向一元化转变；另一方面要有效解决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

      1.高质量发展中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困境
      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是在长期中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劳动力素质、运输条件、科技水平和经济基础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对开放地区在财政、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给予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促使国际资金和国内投资向沿海地区倾斜，为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优秀的人才和管理经验。东部沿海地区牢牢抓住世界经济转型的契机，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自然资源、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大量投入拉动经济增长，沿海发展战略使得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生产总值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占比上均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
      沿海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以效率为目标，通过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进而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实现的国家经济增长战略。但实际上，我国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未逐步缩小，反而呈现出固化的态势。根据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趋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等，如果存在地区间不平等，发达地区的累积扩张往往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导致欠发达地区的状况相对恶化，由此导致不平衡状态的强化。累积性因果关系包含了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扩散效应指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会促进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的扩散，从而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回流效应则指资本、人才等资源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而对资源环境造成浪费和污染的项目则会流向落后地区。地区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回流效应往往会大于扩散效应，发达地区不断累积有利因素加速发展，而落后地区由于增长要素的不断流出而放慢增长速度，致使同区域在经济增长方面存在的差距逐渐固化。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固化会对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往往会流向收益较高的地区，中西部地区不仅难以获得投资、技术和高素质人才，而且面临着资源和生产要素不断流出的问题。同时，中西部地区所生产的各类产品要进入和占领市场就需要与更先占领市场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进行竞争。这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来说存在较大难度，若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就要付出更大的交易成本和竞争费用。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导致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国内需求市场十分有限，因而产品销售更加依赖于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市场。然而，国际经济环境和需求市场波动较大，会频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产生冲击，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区域产业结构同构化较为严重，支柱产业结构相似，不同区域无法立足于地区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仅无法形成产业集聚，而且会加剧我国资源短缺与产能过剩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趋同会造成市场分割，难以形成区域专业化分工，不同区域之间往往呈现出竞争而非合作的关系。二是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突出表现为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和以农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差距，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未得到有效改善。城市不仅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城市居民的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也远高于农村。三是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和完善的市场体系，资源和生产要素无法在区域间市场中有序地自由流动。

      2.高质量发展中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推进高质量发展，都需要通过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经济增长开发潜力，提高发展质量。因此，必须着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在于：
      首先，推动经济聚集，构建高质量发展极。发展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发展极是由创新性行业在空间上聚集从而推动一个地区并辐射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的单位。高质量发展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于周围地区的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发展极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和区域中发展水平最高的集合单元，对外围地区的生产方式和产业布局选择都有较大影响，会带动相关行业、部门和企业的发展。二是发展极能够通过区位经济、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实现经济增长。集中的专业化生产和企业间密切的交流合作使得不同企业之间不仅可以提高分工程度、降低管理费用、减少非生产性支出从而降低边际成本，而且能够促进企业之间共同承担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同时还使得不同企业不断集聚，从而形成稳定而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
      其次，创新区域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一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陆海、东西的联动与开放，形成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建设“一带一路”能够促进西部地区成为经济开拓的核心区，中部地区发挥腹地广阔的优势，东部地区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二是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协同与一体化发展，打造现代核心经济圈，将北京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放在更大的战略空间中进行考虑，对非首都核心功能进行有序疏导和再布局。三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既要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放在首要位置，构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机制，建设沿江绿色生态廊道，又要发挥其科技领先和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增强创新活力，为我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提供有力支撑。四是要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培育重点城市群，增强可持续发展基础能力。同时，西部地区要着力解决贫困问题，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继续采取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社保兜底等方式提高脱贫攻坚成效。
      再次，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高质量的城乡发展。促进城市、城镇、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布局、经济政策制定、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等多方面的一体化发展。一是要推进城乡间的体制一体化，打破现存的城乡体制分割。体制分割是城乡分离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剪刀差”和国家政策向城市倾斜，各类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城市。现阶段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阻碍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政策和体制。二是要推进城镇化发展。城镇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中间地带，一方面既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工业和人口提供转移空间，另一方面又是城市现代化要素向农村辐射和扩展的中间环节。因此,要建立和完善城镇的交通基础设施和商业、教育、医疗等服务基础设施，为城乡一体化拓展空间。三是要推进产业结构一体化，要根据城市与农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工，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的产业集群，使城乡之间形成互相联系、互相支撑的经济体系。四是要改变农业经营的分散化特点，转变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向市场化与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五是要推动农民市民化，向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政策安排与设施建设，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等方面存在的差距。
      最后，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统一大市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赖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因为现代市场体系健全、开放、竞争和统一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范围和程度。一是要消除限制生产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各种体制障碍，尤其要消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户籍壁垒，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要着力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居民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经济政策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和自由。二是要建立统一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制度，保障市场经济的规范化运行，为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明确界定政府职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高质量发展中提供完善优质的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发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本文原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