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达到了1.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的统计数据上升了2.93个百分点，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老龄化进程表现出“两高两大”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1］，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得老年人的生活状况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国内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日益增多。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文打算把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指标放在一起，同时考察它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比较城乡样本的异同。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幸福感主要分为客观幸福感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不同学者对主观幸福感含义的界定有不同认识。一些研究者在认知层面上对幸福感进行解释，认为幸福感是依据自己所持的准则对自身的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Shin & Johnson，1978；Diener，2000）［2］；另一些研究者则在情感层面，将幸福感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当前的幸福状况的评价［3］。 本研究主要分析基于情感体验的个人主观幸福感，指的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和总体满意度，与人们自身的价值取向和需求密切相关［4］［5］。
关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个体的积极情感从20岁到80岁呈下降趋势［6］，这是因为老年人往往身体状况较差，面临“老、病、死”的可能性较大，所以SWB较低。但是有一些研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不但不会下降，反而有升高的趋势，并且保持稳定［7］。Easterlin指出，老年人生活压力较低，期望较低，更容易得到满足［8］，因此，老年人的幸福感并不会太低。那么，在中国社会中，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到底如何？许加明指出，高龄老年人的SWB显著低于低年龄老年人［9］。陈彤在针对西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中发现，60-69岁年龄段的老人男性得分显著低于女性，而在80-84岁年龄段的老人男性得分显著高于女性［10］。王枫和王福兴等人在2010年针对文化程度与老年人SWB关系所做的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与SWB呈正相关，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老年人在SWB上的得分要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人［11］。但是，杨贵芳等人在2011年的研究却发现，文化程度与SWB呈负相关，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SWB越低［12］。学术界针对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这三点因素对老年人SWB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仍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研究表明年龄、性别和教育方式对老年人SWB的影响并未存在显著性［11］［13］［14］，因此，这三个影响因素对老年人SWB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分析和探究。
老年人随着生理变化、经济地位的变化以及社会角色的转变，造成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的下降。经济收入是影响老年人SWB的物质基础，多数的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对老年人的SWB影响显著，有工作的、经济状况较好的老年人SWB较高［15］。但是，当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的幸福感更多是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Bjrnskov在其研究中指出，社会资本是分析幸福感高低的重要解释因子［16］。帕特南指出：“没有哪个领域能像健康和幸福感那样更好地体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17］Bjrnskov通过对1983—1998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他指出，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提升作用主要依赖于社会信任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驱动作用［18］。Sarracino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中的作用不同。在低收入国家中，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交往都会增进幸福感，但是在高收入国家中，只有非正式的社会交往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同时社会信任只对高收入国家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影响［19］。Rodriguez-Pose和von Berlepsch通过对欧洲25个国家的48 583名受访者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影响深刻，其中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是关键影响因素［20］。社会交往是一种非家庭成员的支持（as a source of benefits through extra-familiar networks），通过参加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种网络中的互动渗透着信任，个人在这个网络中获得身份后，通过这个身份获得资源［21］。身份作为一种资产，有利于发展“横向网络”。因此，社会活动的参与也是增加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途径，Helliwell 等的研究认为，人际信任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老年人的社会交往主要来源于参与社会团体和休闲、锻炼群体。老年人在社会团体活动中，与同伴群体的交往、建立信任关系使他们建立充实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较少体验孤独感，有较高的SWB［22］［23］［24］。研究表明，社会活动的参与以及与他人的交往都对个人心理健康形成重要影响，社会交往的缺失容易造成老年人SWB的下降。
另一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与老年人的SWB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SWB越强［13］［14］［25］［26］。这里的健康包括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采用的都是主观自我报告形式，个体的认知倾向和性格特质会对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27］。研究发现，老年人SWB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在结构上存在较好的关联［28］。“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李艳玲等发现，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良好睡眠有直接相关［29］。在国外大量研究中可以发现，当一个人身体较健康时，他更能体验到生活的快乐，主观幸福感也比较高［30］。
从以上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在探讨老年人幸福感的时候，或多或少探讨了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这些研究没有同时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角度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现有的研究不同，本项研究打算同时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角度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将在同一个模型中放入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变量，看它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然社会资本和健康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那么，在相互控制了社会资本和健康的指标之后，社会资本和健康各自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又有多大变化？这是本项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也是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的地方。
本项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城乡老年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现有的研究大多是将城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开探讨［31］［32］［33］［34］［35］［36］。总体而言，中国老年人SWB整体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呈现城市高农村低的趋势，农村老年人由于经济条件差，缺乏养老经济保障，其生活质量和SWB都不如城镇老人［37］［38］。同时，中国老年人的情感体验不如国外老年人丰富，他们拥有较多的正负情感体验［39］。但是，中国的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受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情况、文化观念存在较大的差异，将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忽略了处于不同地区以及文化环境中，老年人与老年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假定影响因素对所有老年人的边际影响是相同的假设，存在一定偏误。虽然部分研究考虑到了中国城镇和农村的高度异质性，但是也仅仅是将视角局限于城镇或农村，将它们作为分开的两部分讨论，没有将两者整合在同一个框架下。
因此，本研究首先将城乡老年人幸福感问题作为研究主题，探究当今中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问题，再将城镇和农村老年人作为两个独立样本，对比两者在主观幸福感中的差异。
二、数据与变量的测量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2），总样本是11 785人。本研究只选取年龄在60岁以上的样本，共3 251人。其中，70岁以上老年人占42.8%。男性1 768人，占54.4%，女性1 483人，占45.6%。城镇居民占47.7%，农村居民占52.3%。以下我们将分别说明作为本次研究因变量的主观幸福感、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健康和其他控制变量。
（一）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WB）是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所以测量起来较为困难，现在通常采用的测量方法是自陈量表法，即通过问卷设置问题来获得。同时，自评的健康状况比实际的健康状况对SWB的影响更大［40］。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取自于问卷中的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回答分别为：（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说不上幸福不幸福；（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主观幸福感是定序变量，以此为因变量，通常的做法是建立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但其前提是平行性检验不显著。由于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我们将这一定序变量进行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其中，（1）（2）（3）编码为“不幸福”，赋值为0；（4）（5）编码为“幸福”，赋值为1。我们以重新编码后的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建立二元逻辑斯蒂回归。
（二）预测变量
1.健康变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可知，健康指的是身体、精神和交往上的完美状态而不只是身体无病。因此，本研究的健康变量包括了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身体健康变量来自于问卷中对被访者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的询问，答案分别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至“5”分。
2.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有助于提供社会支持，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感，降低个人生活压力，提升个人健康和幸福感。社会资本中，公民参与、信任和社会交往都会提高公民幸福感。其中，公民参与因子取自于问卷中的两个问题：“在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参与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的讨论”“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文体志愿活动、弱势群体志愿活动以及政治事务活动”。这8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1， KMO统计值为0.868，表明其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对这8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后，获得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和“参与公共事务因子”。其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包括参与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安全问题和消费问题的讨论（因子负荷分别为0.987，0.987，0.988，0.982；特征值为3.9；解释方差达48.61%）；“参与公共事务因子”包括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文体志愿活动、弱势群体志愿活动以及政治事务活动（因子负荷分别为0.695，0.757，0.783，0.529；特征值为1.9；解释方差达24.42%）。
中国是关系社会，信任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对他人的一种依赖与寄托的情感，本质上属于一种社会资本形式，是个人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和根本途径。信任指标来自于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答案为“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说不上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至“5”分。
参与体育活动能够保持社会交往，增强个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归属感，对老年人提高生活满意度的作用不言而喻。本研究选取了问卷中的问题作为参与体育活动的指标：过去一年，您是否经常在空闲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回答分别为：（1）从不；（2）一年数次或更少；（3）一月数次；（4）一周数次；（5）每天。依次赋值为“1”至“5”分。
（三）其他控制变量
老年人因身体机能衰退等原因退出职场，收入渠道减少，主要依靠积蓄、子女赡养以及退休金生活，测量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财富指标比收入指标灵敏性更高［41］。因此，我们将家庭经济状况代替收入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的收入指标。此外，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满意度不但取决于当下实际的经济状况好坏，还取决于与他人经济状况的比较［15］。综上所述，我们选择了问卷中的问题：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哪一档，回答从“远低于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远高于平均水平”依次赋分为“1”至“5”分，作为测量老年人的经济情况的变量。由于收入差距带来的不平等感可能影响幸福感，本研究将社会公平感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取自问卷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答案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上公平”“比较公平”“完全公平”，依次赋分为“1”至“5”分。此外，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身心或多或少会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中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部分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医疗保障有密切关联，公费医疗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本研究将城市基本医疗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以及公费医疗纳入医疗保障因子中进行研究。此变量为二分变量，未参加为“0”，参加了为“1”。除了以上变量以外，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含一些基本的人口学变量，例如性别（男=1）、年龄、户口类型（农村户口为“1”，城市户口为“0”）、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中学=2，高中=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三、研究发现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经过重新编码为二分变量之后，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为了更直观地看出自变量变化一单位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我们在表中呈现的是优势比（odds ratio）。如下页表5所示，控制变量中性别、年龄、户口以及教育程度这些人口学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有关研究表明老年人的性别和年龄与主观幸福感无关。虽然变量不存在统计显著性，但是提供了一种变化趋势，即男性比女性老年人的幸福感更低，农村户口的老年人比城市户口的老年人幸福感更低（优势比小于1）。后者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前者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男女老年死亡概率的差别，女性丧偶之后比老年男性更常与其他家庭成员同住，因此，女性老年人总的主观幸福感比较高。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公平感以及医疗保障等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显著性。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社会公平感越强以及医疗保障越到位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优势比大于1）。其中，社会公平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大。
作为本项研究主要预测变量的社会资本和健康因子都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变量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参与公共事务因子和社会信任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讨论以及参与公共事务对老年人幸福感有所增加（优势比大于1），社会信任感的增加也会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讨论公共事务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提升影响最大，参与公共事务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影响次之，社会信任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小，参与体育锻炼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显著作用，这些结论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差别。
身心健康变量对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健康状况越好的老人，其幸福感越强。其中，心理健康程度越高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强。当一个人身心较健康时，能够较多地体验到生活的快乐，主观幸福感也较高；当一个人的身心不健康时，更倾向于体验生活中的不幸，主观幸福感会明显下降，这也印证了良好的健康状况能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的研究结论［42］。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和城市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那么，城乡二元格局在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是否存在差异呢？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项研究把城乡老年人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为此，我们分别建立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的回归模型（参看表5）。
从表5的两个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城市样本还是农村样本，社会信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三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有统计显著性，而且回归系数不相上下。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变量中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两个变量在城市样本中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在农村样本中却有显著性。在农村样本中，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受访者认为自己幸福的可能性增加118.3%。家庭经济状况提高一个层次，认为自己幸福的可能性增加44.4%。从总体看，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都要比城市老年人差很多。在总体教育水平都不高的情况下，在农村样本中，老年人的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同样地，在总体经济情况与城市居民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的提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这既印证了已有研究的发现，即经济状况在一定情况下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也反映了农村和城市的巨大差距。无论是在受教育程度还是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农村与城市还是有较大差距。而社会资本中的公共事务讨论因子虽然对城乡两个样本的影响都有统计显著性，但影响程度却相差较大。在城市样本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因变量影响的优势比为4.235，而在农村样本中的优势比只有2.354。显而易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更能提升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CGSS2012）为基础，从社会资本和身心健康的视角分析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发现，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会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社会资本因子中，社会信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同时公共事务讨论因子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公共事务参与因子。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正面影响，这与国内外的一些研究结论一致。在社会资本的各变量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老年人主观性幸福感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参与公共事务因子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未有显著影响。存在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老年人大部分已经退出了职场和家庭权威位置，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但是，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他们参与公共事务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因而他们较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方式由身体力行参与志愿活动转变为讨论公共事务和为解决公共问题出谋划策。这种现实因素导致了参与公共事务这个因子对提升他们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而讨论公共事务使得他们不至与社会完全脱节，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的讨论，既丰富了日常生活，又能使老年人结交到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增加与其他老年人的交流、接触，扩大了老年人的社会交往空间，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归属感和自我满足感，排解了孤独和无助感，进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那为什么农村样本中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于因变量的影响不如城市样本呢？相对于城市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较不畅通、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等不利因素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因而讨论公共事务因子对其幸福感的作用显著度不如城市老年人。在中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提供各种渠道使得老年人能够自由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是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价值，使老年人回归社会的有效途径。
健康水平对老年人幸福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结论并非新发现，已有相关研究的结果都与该结论一致。健康的身体是幸福的根本，健康的身体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基本活动的基础，拥有健康的身体状态是老年人幸福感提升的重要保证。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其活动范围越广、生活自由度越高，幸福感就越强。反之，身体健康水平较差的老年人，常年被疾病困扰，身心疲惫致使其幸福感减弱。心理健康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于身体健康，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由于社会角色的转变，由此产生的失落感、焦虑和抑郁对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持久的，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幸福和愉悦感。本研究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远高于身体健康水平。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个性特征不同，个体感受的心理状态也会有所差异。这并不能准确说明在现实中，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远远优于身体健康状况。同时，心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隐私内容，大部分人并不愿意开诚布公谈论自己真实的心理情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与社会氛围有关：中国社会普遍认为，心理有疾病是羞耻的，并可能遭受到来自旁人不同程度地歧视，所以，大部分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心理状况填写得比较良好。
在总样本中，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老年人体会到的幸福感越强，反之，经济条件越差，老年人的幸福感越低。但是，城乡两个不同样本的回归分析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是受到经济因素（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这说明农村老年人仍停留于基本生存的层面，家庭收入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作用，至少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家庭收入仍然是农村居民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多是受到非经济因素（讨论公共事务因子）的影响，是争取公民意识发展的更高层面的追求。这不仅与城乡老年人拥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资源差别有关，更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差距导致的结果。
本研究虽然存在诸如使用二手数据以及变量测量较简单等一些局限性，但它的发现对于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仍然有一定启示。首先，建立和维护公平、诚信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可对提升城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其次，加强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对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医疗条件的改善为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创造有利条件，对城乡老年人健康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再次，家庭收入是提升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有效途径，现有条件下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可以有效提高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参与社会交往活动是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完善老年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途径和渠道，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道，提高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扩大老年人交往空间，对提升老年人自信心和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不容小觑。最后，由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较为多元，本研究可能遗漏了其他影响因素，同时，各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本研究无法做出更有效的解释，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进行更多全面的探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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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2期(总第16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