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老人更幸福? 作者:王积超,方万婷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更新时间:2019-04-03

什么样的老人更幸福?
——基于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的分析

      一、引言
      联合国发布的第25轮人口预测数据《世界人口展望(2017)》(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显示,①中国60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达15.4%,较2000年的10.2%有大幅度的增加,并预测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占比将达到35.1%。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有关老年人的问题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讨论。随着我国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外移,我国社会处在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的过渡期。但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虽然我国家庭居住模式逐渐转变,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父代与子代的联系依旧很强,代际间通过不同的物质和精神形式联系彼此,呈现出一种“分而不离”的代际关系[1]。不论是养老模式过渡期的观点还是亲代与子代“分而不离”的观点,都反映出家庭的养老功能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家庭在我国养老事业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是老年人重要的活动场所,对老年人的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们的需求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国相关政策意见也指出,②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当前我国积极老龄化事业的重要一环,其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强化老龄事业建设中的代际支持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前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探讨具有迫切的需要,并且研究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仍存在争议,并且研究对于代际间双向支持以及代际支持影响机制的探讨较少。究竟代际支持是否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类型的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相同?它们如何作用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由此,本文选用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对代际间经济互助、日常生活照料、情感交流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了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前我国老年人普遍感到生活幸福,但整体幸福感水平并不高,年龄大、个人收入高、自感身体健康状况好、有配偶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代际间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日常生活照料的作用并不显著,另外,代际间见面的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非线性存在。本文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讨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并且对改善当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状况提供了经验支持,有利于通过改善家庭代际支持状况进而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幸福感是主体对于自身生活状态的个体性主观评价与感受,是用来测量其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学者曾指出[2][3],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是个体在情感与认知方面对自身生活现状及生活现状与预想生活模式相吻合程度所做出的肯定性与概括性评价,评价结果取决于个体自身情绪对现实状况的主观反应,是个体生活质量与水平的一种综合的、积极的和主观的测量评价指标。当前,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特征、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等。其中,关于性别和年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效果的研究结果仍存在分歧。有学者发现[4][5],性别和年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并无显著影响;也有学者指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不相同。部分研究表明,女性老年人相比于男性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6];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因身体机能的退化而有所下降[7][8],相比于低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更低,更容易感到生活不幸福[9]。但也有研究指出,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呈上升趋势[10],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活期望和生活压力较低,生活目标更易得到满足[11]。其次,老年人自身的经济收入水平[12][13][14]、健康状况[15]、婚姻状态[16][17][18][19]、社会支持水平[20][21]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收入水平高、健康状况好、有配偶且社会支持较多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而家庭代际支持是非正式形式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代际支持是指家庭中不同代际间的互换关系,其类似于代际团结理论中的功能性团结——即在不同代际之间形成的资源互换和相互帮助。当前,国外关于代际支持的理论解释包括权力理论、交换理论及合作群体理论[22]。国内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自费孝通先生[23]所提出的强调赡养在代际支持中起核心作用的 “反馈模式”开始,学者们先后对代际支持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解释。张敏杰[24]从子代对亲代单方面的支持出发,将家庭代际支持划分为经济赡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方面。穆光宗[25]在此基础上加入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强调代际支持不仅包括子代“自下而上”的支持,还包括亲代“自上而下”的支持。简言之,家庭代际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并且这些支持涉及子代支持与亲代支持两个方面。
      当前,关于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接受和给予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26],代际间相互支持越多的老年人,越能够感受到生活幸福[27][28],但接受和给予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相比于给予支持,老年人接受子代支持所获得幸福感更强[29]。同时,除代际间相互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外,接受和给予代际支持还通过老年人的自尊感和孤独感作用于其主观幸福感[30]。在经济支持方面,接受子代的经济支持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31],满足其生活需求[32],提升其自身的幸福感水平[33][34][35]。但老年人给予子代经济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仍存在分歧。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给予子代经济支持能够提升老年人的自我效能,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改善作用[36][37][38],但提供的经济支持应保持适度[39][40];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给予子代经济支持会增加老年人的心理压力,降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41]。在日常照料方面,子代为亲代提供的照料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42],但其影响方向并不确定。有学者指出,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家务帮助越多,老年人越容易感到生活幸福[43][44];相反,贺志峰等学者则认为子女在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时,由于代际间关于照料和沟通方式的差异,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反而成为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阻碍性因素[33]。而关于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对其幸福感水平的影响结果呈现出一致性:老年人在退休后丧失的生产力能够通过为子代提供生活照料再次出现而不至于产生无价值感,进而对其幸福感水平产生正向的影响[39][45][46]。 最后,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情感交流比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更显著的影响[47][48[49]。代际间的情感交流能够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50][51],其主要是从自尊感、孤独感、恩情感和积极体验四个方面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52][53][54]。
      综上所述,虽然代际支持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备受关注,但当前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结果仍存在较多争议。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代际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部分学者将家庭代际支持简单地理解为子代对亲代“自下而上”的单方面支持,忽视了亲代给予子代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次,已有研究较少涉及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且在仅有的影响机制解释中,尚且缺乏理论指导。基于此,本文将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方面对双向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幸福感研究的目标理论指出,幸福感的获得与个体的需求有关,当个体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其主观幸福感通常会得到提升,当个体需求不能充分得到满足,其幸福感的体验将会变差。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个体需求并非笼统的,而是存在层次性差异的,其在《人类的动机论》[55]中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个体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五个方面,并指出这五种需求的层次依次递进。代际支持中子代为亲代提供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属于较低一级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老年人接受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能够保证其基本生活物质条件的获得,利于其基本生活的稳定,进而使其感到生活幸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子代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作用,接受经济支持越多的老年人越容易感到生活幸福(假设1),接受日常生活照料越多的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越高(假设2)。其次,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包括个体亲情、友情、爱情和归属感等,代际间的情感交流能够促进个体亲情需求的满足,当老年人感到代际关系融洽时,其更容易感到生活幸福。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代际间情感交流状况越好、代际关系越融洽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最后,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有利于老年人成就感及个人价值感的获得,满足属于较高层级的自尊的需求,进而有利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老年人给予代际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给予子代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相比于没有给予支持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幸福(假设4),同时老年人为子代提供日常生活照料也有利于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假设5)。
      四、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实证检验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的调查对象为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覆盖我国内陆地区17个省级行政单位,是一项持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该调查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最终获得1126个样本,本文依据研究问题将数据进行初步处理后,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量为1085个。
      2.因变量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由于主观幸福感是个体的一种主观感受,并没有客观明确的评价指标体系,所以在研究过程中对其进行精准的测量较为困难,而当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通过自陈量表法对其进行操作化。测量主观幸福感的自陈量表法主要是指直接询问被研究者“总的来说,您觉得自己幸福吗”,关于这一问题的选项设置则有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等多种形式。对于这种测量方法的信度和效度,Wilson曾将被研究者的回答与专家对被研究者的评估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种结果在多数情况下有较高的相似性和一致性[56],因此运用自陈量表法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的结果具有可信度和有效性。基于此,本文选取这种自陈量表法的形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
      在CLASS(2012)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自己幸福吗?”备选答案包括:“1=‘很不幸福’、2=‘不太幸福’、3=‘一般’、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这道问题反映了被研究者对于自身幸福感的主观评价,且答案含有程度上的差异,因此作定序因变量处理。
      3.自变量
      本文选取的自变量为家庭代际支持,沿用了过去学者对家庭代际支持类型的划分,即经济支持、日常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三个方面,本研究对这三方面的操作化如下。
      首先,经济支持的测量包括子代给予亲代的经济支持和亲代给予子代的经济支持,这两方面的经济支持通过子代与亲代间在过去12个月里是否给予对方钱、食品或礼物来进行测量。其次,日常生活照料也包括子代给予亲代的照料和亲代给予子代的照料两个方面。子代给予亲代的照料运用老年人在身体不适时是否希望子女来照料进行测量,亲代给予子代的照料则通过老年人当前为子女做家务、照料成年子女以及未成年家庭成员进行测量,其中亲代对子代的日常照料加总得出,分值越高表示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越多。最后,代际间的情感交流通过老年人与子女的亲近感、相处的融洽程度以及子女愿意听老人讲心事的程度进行测量,分值越高表示亲代与子代间的情感交流状况越好。同时,本文还将老年人与子女间打电话和见面的频率作为二者情感交流的测量,分值越高表示亲代与子代间打电话或见面的频率越高,进而,情感交流的情况越好。
      4.控制变量
      根据文献综述、相关社会理论及单因素Wald检验,本文还对一些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变量进行了控制。这些变量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个人收入(取对数)、配偶状况、自感身体健康状况等。其中,自感身体健康状况划分为五个等级(“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取值越高表示老年人的自感身体健康状况越好。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因变量为定序变量(“1=‘很不幸福’、2=‘不太幸福’、3=‘一般’、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因此本文试图选取定序logit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来检验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
定序logit回归模型的基本方程如下:
      lj(xi)=logPr(yij|xi )1-Pr(yij|xi)=αj+x′i β
      其中,xi为自变量;Pr为自变量xi的条件概率;β是在i个自变量条件下,因变量对应的每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αj是一个有j-1个取值的常数项,可作为基线累积发生风险。
      本文对定序logit回归模型的平行假定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卡方检验不显著(P=0.0593>0.05),接受虚无假设,等比例发生风险的假定在该数据中成立,符合定序logit回归模型使用的前提条件,因而本研究最终采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来讨论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五、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表1)来看,大多数老年人感到生活幸福,但整体幸福感水平并不高,其中感到生活幸福的老年人约占70%,而感到生活非常幸福的老年人所占比例不到20%。在代际间的相互帮助中,多数子女都会给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80.36%),而随着子女的逐渐独立以及老年人的退休等,只有少数老年人会给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35.35%)。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当老年人生病时,希望由子女来照顾的老年人占近50%,而其他照顾者中希望由配偶来照顾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如做家务、照料成年或未成年子女等)的均值为1.517,可以看出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处于一般水平,并没有过多或过少的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帮助。在情感交流方面,老年人和子女在情感上非常亲近,老年人表示子女都很容易相处,并且子女非常愿意听老年人诉说心事,可以看出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亲近度水平很高(均值为8.182)。老年人与子女打电话以及见面的频率分布不均:多数子女每周至少打一次电话(38.09%)或几乎天天联系(24.78%),而老年人与子女的见面频率中,一年只见几次、每周至少见一次、几乎天天见面的占多数(分别为20.36%,22.08%,32.89%)。我们猜想,一年只见几次的子女可能和老年人相隔两地,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在节假日与老年人相见,而每周至少见一次以及几乎天天见面的子女可能与老年人的地理距离较近,有条件能够经常与老年人见面。
      同时,在所分析的样本中,老年人的男女比例接近1∶1,女性所占比例(51.02%)略多于男性(48.98%);年轻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年龄均值为67.967),拥有配偶的老年人占77.84%;老年人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较大,部分老年人没有收入,而部分老年人的收入高达160000元;老年人的自感健康状况普遍良好,身体健康状况处于一般水平及以上的老年人约占74%,比较不健康的老年人占22.21%,而很不健康的老年人仅占3.87%。
      表1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回归模型中主要变量的选取、编码及描述变量编码频 数百分比(%)变量均值标准差主观幸福感很不幸福(=1)*141.29亲代对子代生活照料1.5170.921不太幸福(=2)625.71情感交流8.1821.226一般(=3)26023.96年龄67.9676.492比较幸福(=4)55250.88收入21174.2619304.15非常幸福(=5)19718.16收入(log)9.411.28子代对亲代经济支持没有(=0)*20519.64有(=1)83980.36亲代对子代经济支持没有(=0)*67364.65有(=1)36835.35子代对亲代生活照料否(=0)*55652.01是(=1)51347.99打电话频率很少打电话(=1)*17016.27一年几次(=2)424.02每月至少一次(=3)17616.84每周至少一次(=4)39838.09几乎天天联系(=5)25924.78见面频率很少见面(=1)*706.69一年几次(=2)21320.36每月一次(=3)524.97每个月几次(=4)13613.00每周至少一次(=5)23122.08几乎天天联系(=6)34432.89性别女(=0)*55251.02男(=1)53048.98配偶否(=0)*24022.16是(=1)84377.84身体健康状况很不健康(=1)*423.87比较不健康(=2)24122.21一般(=3)36433.55比较健康(=4)34231.52很健康(=5)968.85注:标*为分类变量的参照组。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对变量间关系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2显示。在表2中,模型1~模型3是分别纳入经济支持与日常生活照料变量、情感交流变量、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的结果;模型4为同时纳入经济支持变量、日常生活照料变量、控制变量之后,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5为同时纳入情感交流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最后将本研究涉及的所有变量纳入模型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6的结果。从表中的P值来看,以上六个模型均通过了统计学的显著性检验。
      从表2所显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只纳入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照料变量时(模型1),家庭代际相互之间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假设1和假设4得到支持。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本文对回归结果的分析都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进行的。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其发生风险是没有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40(e0.338)倍;同样,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其发生风险是不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1.42(e0.349)倍。但家庭代际相互之间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这种影响效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3)就消失了,换言之,控制变量解释了部分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家庭代际间的经济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控制变量中的部分变量是中介变量的情况。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不论是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帮助还是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家务支持,二者均未表现出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显著影响,假设2和假设5未得到支持。
      当只纳入情感交流变量时(模型2),代际间的情感交流水平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代际间情感交流的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的变化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提升42.90%(e0.357-1)。换言之,随着代际间情感交流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倾向于落在分类值大(非常幸福)的一端。并且,代际间情感交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5),其影响效果并未发生改变,假设3得到经验支持。同时,本研究还考察了代际间打电话的频率以及见面的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模型2),代际间的见面频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二者并未呈现出线性关系。与很少见面相比,除每个月见几次面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外,其余(一年几次、每个月一次、每周至少一次、几乎天天联系)均在统计上显著。与子女一年见几次面和每月见一次面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比很少见面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分别高129.79%(e0.832-1)和117.5%(e0.777-1),与子女每周至少见一次和几乎天天联系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比与子女很少见面的老年人的发生风险分别高124.12%(e0.807-1)和91.94%(e0.652-1)。而代际间打电话的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5),其影响结果仍保持不变。
      最后,当模型中只纳入控制变量时(模型3),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个人收入水平、是否有配偶以及自感身体健康状况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与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低,其发生风险是女性老年人的71.96%(e-0.329);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较高,其发生风险比没有配偶的老年人的发生风险高50.68%(e0.410-1)。年龄和收入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每增加1岁,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增加2.74%(e0.027-1);收入每增加一个log单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增加20.08%(e0.183-1)。换言之,当老年人的年龄和收入增加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有可能落在分类值大(非常幸福)的一端。同时,老年人的自感身体健康状况中,健康状况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发生风险高于很不健康的老年人,并且这种差异在统计上显著。由上可知,年龄大、个人收入高、自感身体健康状况好、有配偶的女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而年龄小、个人收入少、自感身体健康状况差、无配偶的男性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不论是只纳入控制变量(模型3)还是同时加入其他解释变量,大部分控制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保持不变(是否有配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在模型3和模型4的结果中显示为显著,模型5和模型6的结果中显示为不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57]指出,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的主要需求从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对人们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出发点,探索在家庭结构逐渐转变、老年人与子女分居而住的背景下,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定序logit回归模型对2012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结论和发现。
      首先,本文关于代际间经济互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的结果与前人(贺志峰,王萍、李树茁等)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本文研究发现,在加入人口统计学特征、婚姻状况及个体经济状况等控制变量后,代际间的经济互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是控制变量中的某些变量解释了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于代际间的经济互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子代向亲代提供经济支持与亲代向子代提供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强度基本相同,这说明,接受经济支持和给予经济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情感交流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代际间的情感交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情感交流状况越好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这主要是因为代际间良好的情感关系能够使老年人形成安全型依恋,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进而使其感到生活幸福。在这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前人(郭志刚,Frider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另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代际间见面的频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虽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效果并未呈现出线性状态,即并非子女与老年人见面的频率越高,老年人越能够感到生活幸福,关于代际间见面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应分情况讨论,不同情况背景下的代际见面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影响作用不同。这一结果推翻了Diener在2002年曾指出的关于“与子女经常见面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更高”的论断。
      最后,本文在日常生活照料方面的研究结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就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并不能推断出代际间日常生活帮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有影响作用的结论。 另外,在本文探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所涉及的影响因素中,代际支持(尤其是代际间情感交流状况、两者见面的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明显高于年龄、收入等因素的影响。这说明代际支持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善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对于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代际支持对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更为明显的作用。本文印证了代际间的经济互助以及情感维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但并未印证日常生活互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认识,有利于通过改善家庭代际关系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实际上,良好代际关系的实现依赖于亲代与子代各自社会角色的扮演,当亲代与子代依据各自代际角色的规范行动时,代际间的冲突将会减少,良好的代际关系利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同时,老年人在处理代际关系时,是一种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只有不断寻找代际间关系维系的最优点,才能有效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总书记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了家庭养老和充分发挥老年人积极作用的重要性。①就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具体作用而言,代际间经济互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给予代际支持和接受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强度以及代际见面的频率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关系形态,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此外,本文还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本文用于实证分析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对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两者关系的分析只停留在一个时节点上,难以发现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持续作用与动态影响。并且,老年人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仅将老年人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家庭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忽视了群体内部的差异性。针对以上不足和局限,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呈现一个关于家庭代际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关系较为清晰的框架与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再云,魏刚.代际关系、价值观和家庭养老——关于家庭养老的文化解释[J].西北人口, 2003,(1):53-55.
      [2]Diener, E.F. Subject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 Index[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1):34-43.
      [3]徐映梅,夏伦.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2):12-19.
      [4]任杰,金志成,杨秋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元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18(1):119-121.
      [5]张秀敏,李为群,刘莹圆.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 2017,(3):88-96.
      [6]蒋怀滨,林良章.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调适的调查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08,28(24):2461-2462.
      [7]Chen, F., Short, S.E. Household contex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 old in China[J].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08,29(10):1379-1403.
      [8]佩德罗·孔塞桑,罗米娜·班德罗.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3,(7):10-23.
      [9]阎寒梅,朱志申,闵晓莹.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基于辽宁省三个市的调查[J].调研世界,2017,(4):18-24.
      [10]骆为祥,李建新.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年龄差异研究[J].人口研究,2011,35(6):51-61.
      [11]Easterlin, R.A. 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 Intersection of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6,27(4):463-482.
      [12]Jung M, Muntaner C, Choi M. Factors related to perceive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South Korea. [J].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 = Yebang U ihakhoe chi, 2010, 43(4):292.
      [13]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196-219.
      [14]张伟,胡仲明,李红娟.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 2014,20(6):71-75.
      [15]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20(3):160-162.
      [16]冯晓黎,李兆良,高燕,等.经济收入及婚姻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 2005,21(12):1426-1427.
      [17]Dolan P, Peasgood T,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8,29(1):94-122.
      [18]程利娜.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对丧偶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3,24(1):48-50.
      [19]Sun S, Chen J, Johannesson M, et al.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ubjective Health Status, Age, Sex, Region,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Study[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7(2):833-873.
      [20]贺寨平.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与农村老年人身心状况[J].中国社会科学, 2002,(3):135-148.
      [21]向运华,姚虹.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5-92.
      [22]张文娟,李树茁.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统计研究,2004,21(5):33-37.
      [23]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0(3):7-16.
      [24]张敏杰.中外家庭养老方式比较和中国养老方式的完善[J].社会学研究,1994,(4):85-92.
      [25]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26]余泽梁.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基于CHARLS数据7669个样本的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62-69.
      [27]唐金泉.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年龄组的差异性分析[J].南方人口,2016,31(2):60-70.
      [28]黄庆波,胡玉坤,陈功.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人口与发展,2017,23(1):43-54.
      [29]刘泉.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与老年男子生活幸福度[J].南方人口,2014,(4):35-46.
      [30]Tian Q. Intergeneration social support affect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Mediator roles of self-esteem and loneliness[J]. J Health Psychol, 2016, 21(6):1137-1144.
      [31]高敏,李延宇,王静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数据的研究[J].老龄科学研究,2015,(11):51-62.
      [32]张文娟,李树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5,29(5):73-80.
      [33]贺志峰.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S1):1-3.
      [34]王萍,李树茁.子女迁移背景下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理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发展,2012,18(2):61-71.
      [35]Khan H T A.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mong Older Adults across the World[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14, 39(4):289-326.
      [36]Lee, G.R., Netzer, J.K. Filial Responsibility Expectations an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Assistance[J]. Journal of Marriage & the Family,1994,56(3):559-566.
      [37]Yeung, G.T.Y., Fung, H.H. Social Suppor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Hong K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Family First[J]. European Journal of Aging, 2007,4(4):219-227.
      [38]Cong, Z.,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 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J].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5(1):6-25.
      [39]Chen, X., Silverstein, M.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 Research on Aging, 2000,22(1):43-66.
      [40]孙鹃娟,冀云.家庭“向下”代际支持行为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兼论认知评价的调节作用[J].人口研究,2017,41(6):98-109.
      [41]彭华茂,尹述飞.城乡空巢老人的亲子支持及其与抑郁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6):627-633.
      [42]高歌,高启杰.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叶县的调研数据[J].中国农村观察,2011,(3):61-68.
      [43]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人口研究, 2011,35(1):44-52.
      [44]方黎明.社会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1):54-63.
      [45]吴芳,郭艳.有独生子女的城市老年人亲子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30(11):823-828.
      [46]靳小怡,刘妍珺.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2):119-129.
      [47]Frider, R.L. Adult Children's Supportive Behaviors and Older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2,58(4):661-680.
      [48]郭志刚,刘鹏.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庭构成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3):71-80.
      [49]胡晨沛.农村中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差异——基于代际情感互动和经济支持视角的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7(6):56-63.
      [50]李建新.老年人口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人口研究,2007,31(3):50 -60.
      [51]Nguyen A W, Chatters L M, Taylor R J, et al. Social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frican Americans[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6, 17(3):1-21.
      [52]王大华,伶雁,周丽清,等.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心理学报, 2004,36(1):78-82.
      [53]胡宏伟,高敏,王剑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4):48-54.
      [54]陈红艳.家庭环境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37(11).
      [55]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1943: 370-396.
      [56]Wilson, W.R. Correlates of Avowed Happin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7,67(4):294-306.
      [5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杨大威]

      2018年第5期(总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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