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无疑是思想领域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但就其哲学体系而言，这一工作是由20世纪30年代苏联理论界完成和实现的。在斯大林主导下修订完成的苏联教科书，对“推广应用说”的产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人们将此学说归因于斯大林。“推广应用说”以及斯大林对其负主要责任的说法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传已久。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主导地位，苏联教科书体系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被广为推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作为权威甚至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范本呈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思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沿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推广应用说”在我国的影响不容小觑，直到现在，还存有一定市场。可以说，这一论说在一定时期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相应的困惑也随之而来，甚至有些学者以此来全盘否定这一论说。客观地讲，“推广应用说”曾经功不可没，但伴随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研究日益推向纵深，这一论说的局限性甚至消极影响也日益凸显。这就需要我们全面辩证审视这一论说，澄清其来龙去脉和功过是非，与时俱进地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发展，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和解释力。

      一、“推广应用说”的由来

      一谈到“推广应用说”，人们往往会将其与苏联教科书联系起来。学界一直有种说法，即历史唯物主义被看成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推广与应用”，源头要追溯到斯大林主导下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相关论述。也就是说，人们常常将“推广应用说”与斯大林的名字勾连在一起。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观点，但对其局限性要有更为清晰的理论认知。具体说来，斯大林的所谓“推广应用”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被充分阐发和论证。他在文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一论述随着该文成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权威判断后，“推广应用说”就逐渐在苏联哲学界、东欧国家乃至中国哲学界占据长时期的主导地位，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者关系的理解。但事实上，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推广应用说”完全始于苏联教科书，列宁在这一学说中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遗忘了。
      “推广应用说”发端于列宁。在以往的认知中，苏联教科书体系是在斯大林的主导下完成的，所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曲解或误读马克思主义的责任理应由斯大林来负。这个结论有失偏颇，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形成及相关论断与列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个因素长期以来没有为人们所发掘和重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从物质概念、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等理论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在这些思想中，列宁清晰地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这一判断。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论述和论断极大影响着斯大林时期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这一点在苏联教科书体系中得到明显体现。那么，列宁提出这种观点的缘由是什么呢？在1895年到1918年这段时间，列宁曾不止一次指出，对于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我们要沿袭马克思运用的唯物主义方法，并且要在社会历史领域推广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这个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得以创建的。在列宁看来，“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他在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则直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列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可以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发中得到确认，即“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接下来，列宁明确认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应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在他看来，以前的历史理论没能考察历史活动思想动机背后的原因即形成社会关系的根源性因素，同时也没有体现社会历史是由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这个事实。
      通过对列宁相关文本的梳理和解读，我们能够确认，列宁毫无疑问是苏联教科书中的有关应用和推广这一论说的发端者。从1895年开始，20多年来列宁一直向世人昭示，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建构出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用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思维、方法来观察世界，才最终超越了以往的历史理论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可以证明，学界流传已久的斯大林作为“推广应用说”的首创者这一说法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不仅这个论说对斯大林时期的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教科书体系本身也与列宁密切相关。列宁在《卡尔·马克思》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整体性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被列宁放在第一部分介绍，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等则构成这部分内容的二级标题。列宁对哲学部分的内容和结构安排无形中为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看到，苏联教科书内容及其基本架构设置与列宁的相关阐述几乎完全一致。就是从二级标题下“哲学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来看，两者也是高度相近，都涉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世界的统一性、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旧唯物主义的缺点等问题。而二级标题“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等也基本包含上述内容。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斯大林并不是“推广应用说”的缔造者，而是他在借鉴列宁相关论述和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论说，并被吸收到其主导下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中来。
      客观地讲，除了列宁对斯大林时代的教科书体系中的“推广应用说”有其无法抹除的影响外，普列汉诺夫的相关阐述同样需要引起重视。普列汉诺夫作为“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术语较早地在其著述中出现，并被用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最新的唯物主义成果真正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建立了唯一的最彻底的和最先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这个形容语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而只表明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在其他场合，普氏也尤为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等内容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突显了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普氏的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列宁以及后来的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所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大支柱。这一论说显然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马克思》等文章中的阐述如出一辙。不仅如此，斯大林还给历史唯物主义下了一个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的界定：“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如此看来，斯大林因袭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相关论述，只是表述不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取代“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指称。看起来似乎有所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依然可以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那里发现端倪和动因。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开篇中，斯大林就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尤其是后者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作为学生的斯大林沿用了这一提法，将马克思主义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并强调辩证法的方法本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属性，最终得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的结论。斯大林同时还深受列宁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对辩证法四个基本特征加以阐释；在论述唯物主义三个基本问题时，在内容上与列宁对唯物主义三个基本问题的阐述并无二致，即对物质和意识何为第一性、物质的可认识性和世界的本源这些问题的阐发只是顺序上有所差异。“推广说”和“板块说”是斯大林教科书体系的显著特征，这里面既有列宁等前人思想的影响，也离不开斯大林自身对他们思想的某种误读。所以这本教科书出版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学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诸多争议甚至针锋相对的批驳。
      除了上述理论溯源外，“推广应用说”也有其深刻的现实境遇。1938年，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撰写了《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节内容。这一时期撰写该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动因。首先，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遗愿，斯大林要科学阐明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石，进而从哲学的高度提炼总结苏联共产党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经验。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孟什维克脱离革命队伍，成为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取消派；一些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也纷纷脱党放弃革命，想同沙皇制度和谐共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和孟什维克联合起来，伺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反对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批判和揭穿革命变节及投机分子的面目进而夯实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理论基础，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当时最为紧迫的重大课题。早在1908年所写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列宁就坚决批驳了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观点，积极倡导用科学世界观来教育和武装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组织和带领工人阶级最终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撰写毫无疑问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坚持和捍卫。文章在前一节的最后两段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写作目的：“其所以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而了解这个基础，就是说，掌握这个基础，是我们党的每个积极活动家应尽的义务。”其次，斯大林为了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夙愿即通俗、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于革命等各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基本原理的具体详尽通俗阐述这些工作中。例如，马克思对辩证法思想十分重视，但却没机会完成一部关于辩证法的著述。恩格斯虽然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将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并就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创新性地作了阐发，首次明晰了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规律是“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但是他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更系统详尽的展开。而列宁则将唯物辩证法的阐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明确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并使其与认识论和逻辑学成为一个逻辑整体，将辩证法提升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的高度。这些思想在《哲学笔记》中得到系统性体现，但由于他过早逝世，也导致出版专门著作这项工作没能完成。斯大林接过了这些工作。为了契合19世纪末工人运动和革命实践发展的局势，斯大林积极吸收和整合前人相关理论，不仅系统地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而且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撰写了清晰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述。最后，这一著述及其思想的形成也是对苏联共产党党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建设史进行的高度哲学概括。作为苏联党史教程中的重要一节，其并非是要全面、详尽地阐发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而是要凸显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基础的哲学内容，表明联共布党是以何种思想原则、何种世界观为理论基石来指导革命斗争，论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革命武器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问题。质言之，这部著述既是斯大林从党的实际活动和历史经验出发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关系所作的论说，也是对苏联共产党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哲学升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也是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在哲学层面的反映，统一全国思想是斯大林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性的映射。“从现在起，要在各个领域包括哲学领域在内确立一个权威，这个权威就是我们的领袖斯大林。”
      如此看来，“推广应用说”的出现既是斯大林受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思想的影响，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等人思想遗愿的产物，也是斯大林对苏联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及经验的哲学总结，批判和回应了当时国内学界的一些哲学争议。总而言之，“推广应用说”并非由斯大林首创，不过由于斯大林明确宣扬和强调，深刻地打上了其烙印，这是当时苏联理论和革命、建设多重发展的结果。《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表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较大的思想效应和现实影响，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峰”。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苏联国内，而且延伸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体系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如何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的关系影响深远。

二、“推广应用说”的影响

“推广应用说”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深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1938—1949年间先后出版234次、翻译成66种文字、总发行量达3500万册这些数字中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文风通俗易懂、文笔简练扼要、讲授深入浅出，广大苏联党员干部、高校师生、普通群众通过学习该著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是，作为斯大林思想的最核心部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其思想中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忽视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压制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的错误思想的最深层的本质缘由。《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包括“推广应用说”在内的理论缺陷导致几代苏联领导人观念陈腐、思想僵化，不顾生产力状况随意更改生产关系，更是把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神圣化，最终为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就其国外影响来看，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理论建构和社会建设都深深地带有苏联烙印。这里我们主要阐释“推广应用说”的影响。
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探讨得以深化和推进。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将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划分为三大板块依次探讨，这一排列顺序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排列，都不尽相同。由此不难发现他对辩证法的重视，其独特的理论阐释排序为接下来定义与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埋下了伏笔，“推广应用说”的出现也就顺其自然了。首先，“推广应用说”明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接着，斯大林又将“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在这里，斯大林显然认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两者的内在关联，沿袭了列宁的相关观点，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为“一块整钢”的结构。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另外，斯大林为了捍卫唯物主义的彻底性，把唯物主义贯穿至整个社会领域，划清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深化。然而，斯大林用他所诠释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基础，并由此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由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至社会历史领域的产物。从逻辑学意义上看，这种论断存在片面性和简单化特点，有失偏颇。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一种方法，割裂了其既是理论又是方法的双重特性，认为仅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简单相加，否定其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实质。用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可以想象理论和实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不可避免会走向误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与观念的变化”等就被消解，生产方式也成为一种神秘的运动过程，历史规律成为脱离于人的活动之外的“绝对计划”。这就不难理解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后期体制僵化、宣扬生产关系绝对完美等现象的出现。即便如此，《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不少颇具见地和创造性的解读，比如，认为社会物质条件涵盖地理环境、人口增长、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三大要素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揭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结构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等。我们也要看到，“推广应用说”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维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纯洁性。“推广应用说”表述上之所以存在诸如简单化等不足因素，也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现实条件、自身理论认知和篇幅限制等客观原因的存在。有学者评价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倒退，认为“在实践和其他理论问题上，他功大于过，推进了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在哲学上很难说推进了”。但当时苏联学界却高度评价：“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载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章，这里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底基本原理，作了一番简明绝顶，天才独到的叙述。斯大林同志在这一著作中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于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一切贡献。”对于这些看似矛盾的评价，也说明我们应给予“推广应用说”客观公正的历史分析。
第二，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通常是指基于斯大林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系。通过前面梳理得知，包括“推广应用说”理论在内的教科书体系是斯大林在承袭普列汉诺夫、列宁的相关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都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两者的差异在于，普列汉诺夫注重唯物主义维度，而列宁则更为强调辩证法层面。另外，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列宁则更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进而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可以说，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离不开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理论奠基工作。“推广应用说”正是斯大林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过程中提出来的重要论断，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当然其中有诸多误读。无论从何种层面看，包含“推广应用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历史基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于是，把身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被目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奉为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无二的顶峰，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样，辩证唯物主义是党的唯一世界观这个命题，实际上就变成：只有斯大林的哲学才是党的唯一世界观。……这样，把全部哲学变为清一色的斯大林哲学的运动，不仅推行于苏联，而且在国际上也扩及整个左翼阵营。”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影响和制约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以及苏联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模式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革命呈现和建设方式各有不同，再加上各国历史文化积淀和具体思想境况差异较大，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方式、程度以及对它的解读和应用必然会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讲，这是由各国阶级、阶层和政党力量对比以及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差异造成的。上述因素导致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解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作用和地位及方式等问题上就不尽相同。由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当时坚持苏联模式的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各项建设都倾向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或照搬照抄苏联，或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编写，同时也融汇了艾思奇等中国本土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伴随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与之匹配的思想领域、教科书体系层面必然形成以苏联教科书体系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苏联教科书体系固有的优缺点，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意义和局限所在。从优点来看，苏联教科书内容和体系成为新中国思想理论统一的基础，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整合，也起到了科学理性启蒙的作用，进一步涤清了旧的思想意识；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比如僵化、教条的思维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与政治混淆从而限制了理论自身的发展，等等。直到1961年艾思奇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20世纪80年代初肖前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李秀林主持编写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相继出版，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反思教科书体系、反思“推广应用说”，使得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学界一股不可逆转的思想浪潮。
第三，推进和制约着后来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关联的认知和诠读。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教程》一书的第四章第二部分的专门论述中，将马克思主义解读成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构成，将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细分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两大方面；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则主要涉及物质生产方式决定论、生产发展的特点规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社会形态理论等。综观这部分内容，虽然明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大基本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两者的理论地位并不均衡，历史唯物主义被解读成“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从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这里要声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一点学界没有争议，他们也没有建构过任何哲学体系。奥古斯特·倍倍尔就指出：“我不研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对于他们两位，我应该顺便指出，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要建立哲学体系的念头。”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同时，无疑也就认同和接受文本中的“推广应用说”。就中国而言，“推广应用说”对于理解和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具有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来看，“推广应用说”明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两个基本构成，我们今天依然保留了这个构成判断，只是在具体解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上存在不同。从消极方面来看，“推广应用说”并没有十分准确地界定这两个基本构成之间的内在关联。关于两大基本构成的非全面、不准确的解读也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如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探索中，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作为一种历史观，把辩证唯物主义仅仅作为一种自然观，无形之中造成两者间的二元对立，实践中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注重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化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部分失误与挫折。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与“推广应用说”切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联系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推广应用说”为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从架构和形式上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从实践动因角度而言，“推广应用说”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对经典作家思想理论的一种权威阐释，为全党全国统一了思想认识，为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从国际传播角度来看，苏联在社会主义国际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为“推广应用说”的推行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都全盘接受了“推广应用说”以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全部思想。《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相关思想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早期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研究，也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普及和学科建设。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推进，苏联教科书体系和“推广应用说”的滞后性和非全面性乃至不足和错误逐渐凸显，需要我们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其作以全面审视。

三、“推广应用说”的反思与评价

“推广应用说”作为苏联教科书体系影响最为深远的观点之一，对后世产生了诸多影响，也引发了不少争议。那么，存在的争议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具体说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总体框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并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观点，但总体而言，立足于自然的苏联哲学践行的是从自然到社会的思维运行过程，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方向；忽视了实践的世界观或本体论意义，仅从客体视角来考察对象，从所谓的“物质”出发来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否弃了人的主体地位，颠倒了马克思哲学的总体逻辑。实际上，苏联模式的哲学并没有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反而倒退至以自然为本体的一般唯物主义。质言之，“推广应用说”主要关涉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以及如何理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等问题。因此，结合文本揭示“推广应用说”的理论困境，厘清“推广应用说”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以及两大组成部分相互关系理解上的不足，既能为历史唯物主义“正名”，又能对两大组成部分的内在关系作出科学呈现，从而也警示和启发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和发展。
首先，“推广应用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唯物主义发展史来看，只能是从着眼于自然世界探索的自然观向着眼于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历史观迈进。这个伟大变革是整个人类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积淀和传承、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晶，决不是所谓的“推广应用说”所能做到的。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成果艰辛研究、探求、提炼的硕果。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不难发现，《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式问世。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似乎在前。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即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才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对此曾给予过肯定。马克思虽然没有撰写专著论述辩证唯物主义，但留给后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中不乏辩证唯物主义相关思想的阐释。恩格斯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入阐述了自然辩证法。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任务在19世纪80年代才得以完成。而这并不意味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后才出现，更不能由此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也不能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蕴含和呈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内容。有学者就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孕育的形成的过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孕育的形成的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完备离不开唯物辩证地解决社会历史问题，同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也决不能离开整个哲学世界观的转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这两个形成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无法用时间先后顺序加以区分，它是一个与人类认识规律相符合的过程。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这个理论术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著述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或运用，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这一说法更是无从谈起，但我们也不能据此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尽管是狄慈根首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概念，但狄慈根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概念恰恰源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据此狄慈根指出：“因为唯心主义的首足倒置最后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的首足倒置，完全是德国的，所以这种首足倒置的产物，辩证唯物主义，也主要是德国的产物。”能够确认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阐释基础上的。而且我们也能发现，马克思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思想都蕴含或穿插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中，我们能够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解析中找到其中凝结和呈现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意蕴的相关范畴、概念。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两者之中都有所呈现。总而言之，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能够科学论证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应用这一说法的思想内容并不存在，所以就没有必要刻意区分谁先谁后这个问题。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绝不能简单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概括，它的创立对我们进一步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它终归无法代替鲜活的社会历史实践及其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向世人昭示，马克思主义诞生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仍处在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行进过程之中，人们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认识常常出现偏差甚至重大失误，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这些都有赖于人们科学总结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这个前提，并非通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就可以解决。“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面掌握历史、深刻领悟历史、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上得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划时代观点而创立的。反之，运用既定的原则（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去匡正社会历史问题,是不能正确、科学揭示社会历史本质和呈现其运行规律的。从所谓的原则出发，抹杀社会实践生活的第一性，这种推广应用无非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罢了，只能是对社会生活展开所谓的实用主义的应用和复制。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源于对人类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概括，而其发展也依然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结晶。“推广应用说”不仅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抽象化，而且将历史唯物论的内容简单化。作为研究社会生活的最一般的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绝不仅仅是高度抽象的原则，而是鲜活的、多维的，并不断在社会实践发展中得以深化。人类实践活动的推进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得以发展完善的源泉。恩格斯曾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区别于旧哲学的地方就是要求人们遵循事物本来面相来认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依照事实自身的内在机制和外部联系来呈现现实世界的联系及其规律。“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学说，即正确呈现历史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律的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创建过程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和生活世界的内在逻辑或相互关联的思想，决不是由自然规律的逻辑演变得来，而是在批判借鉴中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即抛弃了黑格尔在自然观上的自我意识哲学思想和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直观唯物主义观点。但我们不能将这种借鉴吸收等同于“推广应用”，“推广应用说”既无法彰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的本质区别，当然也无法全面呈现两者复杂的内在联系，更不用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是植根于鲜活的现实实践活动而非所谓的原则。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对“推广应用说”的反思，表面上是要探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事实上是要解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什么的问题。受苏联教科书体系和“推广应用说”的影响，我国开始编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不同程度上依循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这一基本判断。如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的整体”。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步深入和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学界从不同领域和层面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者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析，有人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观点，有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在时间上早于辩证唯物主义产生，还有人把历史唯物主义仅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组成部分之一，等等。这些反思和质疑充分展示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思想理论领域的探索和努力，与时俱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通过回顾哲学史可知，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者可以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者，比如费尔巴哈；而自然观上的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必然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黑格尔。可见，一个哲学家如果否定世界的物质性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就难以把唯物主义的观点渗入历史观领域。这是因为“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就不可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自然界的客观性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在性的前提，构成了人的实践活动对象和场域。如果没有一个客观自然作为前进基础，就永远无法跨越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栅栏，人类的第一个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就无法展开。而如果没有唯物主义历史观，人类的历史可能就永远停留在与动物为伍、饮血茹毛的原始社会时代，人类的璀璨文明又何从谈起。恩格斯曾明确提道：“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推广应用说”坚持把辩证唯物主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前，认为先有前者，才能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后者，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割裂了两者的关联性，根源于其“把辩证法当作一种方法，而把唯物主义当作理论”来对待的思路。阿尔都塞对此批判道，辩证法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它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用相同的方法去研究不同对象的性质”。由于理论和方法的分离，“推广应用说”先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分离，进而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割裂，也就不难理解其“所理解、所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局限在一般唯物主义的推演上”。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总体哲学把握，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仅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在哲学史上首次把实践升华为哲学根本原则的高度，并基于此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等问题的科学解答，从而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因此，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就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历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磅礴复杂历史中反复归纳总结实践得来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革命意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根本意义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统一。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特征。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勾连起来，主要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维度及其彻底性和完备性，因为历史是自然发展的过程，自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过程，由此开辟出一条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和理论时空。我们没有必要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和“实”。

结 语

无论从学理上还是实践检验来看，“推广应用说”都难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全面正确反映，也难以正确揭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更无法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不能以此为由，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加以“虚无”。实际上，包括“推广应用说”在内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是一种为苏联共产党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常识教育服务的教学体系，曾在社会主义内部产生积极影响。所以，我们决不能用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地认为要否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肯定不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不难发现，列宁在这里反复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往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即尤为看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中唯物史观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框架上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是一块整钢而不是所谓的两大块。它主张我们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相结合的原则，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科学指导分不开。“推广应用说”及其苏联模式哲学带给我们最主要的警示就是必须坚持理论创新。从农村包围城市、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都是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发展最新变化与最新要求的理论创新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党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我们全面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功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具有重大导向意义。

沈江平：《“推广应用说”反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诠读》，《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0期，第2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