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形式论学派”正名
20世纪是一个各种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有社会生活中的革命，也有文学生活中的革命。有文学创作中的革命，也有文学研究中的范式革命。有趣的是，一如社会革命最早发生在俄国，文学研究中的范式革命最早也发生在此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正是在文学研究中最早发生的一场范式革命的发动者。
以“陌生化”学说与“文学性”命题为理论标识，以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为领袖，以彼得格勒“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为基地的这一文学研究学派在汉语学界有好几个名称——“俄国形式主义”“俄苏形式主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俄国形式主义”这一名称是不准确的，被称为“形式主义”的这个学派的活动期间为1914—1928年，它横跨旧俄与苏俄以及苏联这几个不同历史时期。“俄苏形式主义”这一名称恰恰是考虑到“形式主义”这一学派这种历史跨越性；然而，“俄苏形式主义”与“俄国形式主义”这两个名称一样不严谨。
“形式主义”这一称号源自当年论战之中形式论学派的对手，源自当年自居为马克思主义其实是社会学派甚至庸俗社会学派带有贬义的批评。1923年6月26日，《真理报》（第166期）刊发了托洛茨基的文章《诗歌的形式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随后，B.彼列维尔泽夫声称，形式主义者们的方法“在原则上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方法相敌对”。再后来，有Б.恩格尔加特的著作《文学史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7），有П.梅德维捷夫/M.巴赫金的《文学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社会学引论》（1928）。于是，“形式主义”这一标签就被贴到什克洛夫斯基、雅各布森的头上，被贴到“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的头上。学术研究者理应持有客观冷静的态度，而不宜站在当年论战中的某一方立场上，不宜使用当年那种大批判的腔调。基于这一考虑，“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才是其正名。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最早也是最坚决地挑战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中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非“文学学”视界的任性入侵，力主文学研究返回文学本位，而聚集于文学作品文本的艺术形式解析。雅各布森提出了“文学性”（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literariness）这一文学研究的首要命题，什克洛夫斯基要深究“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 estrangement)这一文学世界的生成机制，他们倾力推动文学研究走上“自主自律”的科学化轨道，开启了文学理论“独立自主”的学科化进程。
“形式论学派”的文论探索，集中地展开于“诗语研究会”（ОПОЯЗ,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МЛК, the Moscow Linguistic Circe)这两个学术团体之中，展开于这两个学术集群1914—1925年间的诗学建构之中。如果说，“诗语研究会”主要是从文学理论切入诗学，那么，“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则主要是由语言学走向诗学。这两个集群都有语言学理论上的准备，都有在文学研究园地展开一场革命的激情。
这首先体现为一种理论自觉，现代文论要解放要独立的理论自觉。19世纪甚为流行的精神文化史的、社会思想史的、传记索隐式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宗教哲学的主观主义、印象主义、点评随笔式的文论，正是在“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这群青年理论家笔下遭到最猛烈的抨击的。新一代一心要使文学研究从诸多人文学科的“兼管”甚至社会科学的“入侵”状态中独立出来。“使诗学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使“文学学”走上“科学化”轨道这一学科建设的激情与志向，正是在“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这群青年理论家身上得到最鲜明的表现。
在这种理论自觉中，“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充任了那种披荆斩棘的“弄潮儿”与摧枯拉朽的“斗士”角色。他们认为，艺术分析首先是对表达形式的分析，文学研究首先是对文学作品文本语言形式的研究。文学学与艺术学应当建立在对文学事实与艺术表现手法的解析上。他们摒弃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将内容也当成形式来理解而寻找内容的“形式化”。他们要“复活词语”。他们视“手法”为文学学唯一的“主人公”。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作为手法的艺术”。他们不再将诗人的创作奉为“秘不可测”“玄不可言”的“神殿”，而是要闯入作家写作的“作坊”里去“解析”其抒情的方式与叙事的技巧，要研究《外套》或《堂吉诃德》是怎样“做成的”。
倾心探究作品文本的艺术特质，悉心勘察文学世界诗学特征的生成机制，而不是作家本人的生平身世或心理世界，倾力考察作品文本语言或结构的“文学性”之构成形态，而不是作品的社会历史背景与伦理道德价值——质言之，将作为创造者的诗人与作家“悬置”起来，而以作品文本为本位，以文本的语言艺术形态之解析为中心——这就是“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这群青年理论家文学研究之最核心的理路与旨趣，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论最突出的追求与表征。
于是我们看到，什克洛夫斯基在其发表于1917年的《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提出，艺术形象的使命并不在于它能促进其意义被我们所理解，而在于它能创造出对对象的特殊知觉，创造出对这个对象的“视像”，而不是“认出”它。艺术形象是让人体验的，而不是让人认知的。
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正是为了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将事物提供为一种视像——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乃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将形式艰深化以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
“陌生化”是文学创作中通用的艺术手法，是支配文学世界生成的一种普遍的艺术机制，是“科学的”文学学要面对要解析的核心论题。“陌生化”体现在文学作品的语言上，为此要探究诗语与实用语的差异；“陌生化”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结构上，为此要探究文本结构层次上的“陌生化”，要研究“本事”与“情节”的差异。
于是，我们也看到，雅各布森在其完成于1919年的《俄罗斯新诗》里，针对当时的文学史研究“越位”而又“缺席”的那种“失常”状况，愤然指出：
到目前为止……文学史研究者们使用了手中的任何东西：生活日常，心理学，政治学，哲学。他们创造各门蹩脚学科的大杂烩来取代文学科学。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这些文章分属于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亦即能使一个文本成为文学作品的那个东西。
雅各布森以言说“文学性”这一方式，挑战传统的非科学的主观印象主义或伪科学的实证主义文学研究，以此呼唤现代的追求自身科学化的文学学建构。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作为“文献”是其他学科尽可利用的。“文学性”才是“文学学”这门学科要面对的基本命题。独立的学科意识，洋溢在雅各布森这段表述的字里行间，鲜明的文学本位诉求，跃动在雅各布森的“文学性”这一基本命题之中。后来，雅各布森在其《论捷克诗·兼与俄罗斯诗比较》（1923）一书中，提出“诗的形式乃是对语言使用有组织的暴力”说，将“文学性”的生成落实到诗语系统与实用语系统的功能差异上。
于是，我们还看到，艾亨鲍姆在《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制成的》（1918）里分析《外套》时声称，在作品的文本里“除了特定的艺术手法，我们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权利……看见什么别的东西”；在《外套》里，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言语游戏、语义光晕与“声音姿势”——那种被夸大的喜剧性，那种过分离奇的情节与矫揉造作的腔调。滑稽剧般的语调与动人心弦的语调在叙述中如此随意地交替。果戈理的情节——在技术上可以界定为怪诞的情节——它是基于言语声音而建构起来的。将果戈理的《外套》还原为语言手法与声音手法，这是出于对诗学、对聚焦于作品与话语的诗学的捍卫。
于是，我们会看到，蒂尼亚诺夫提出的“戏仿理论”（1919、1921）、“文学事实”学说（1924）、“文学演变”论（1927）。在《论文学的演变》一文里，蒂尼亚诺夫针对文学史研究中“用文学现象的起源问题偷换文学的演变问题”，“用粗略的因果论方法看待文学系列，会导致文学系列的观察视点与文学本身脱节”，而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文学也是一个系统”。这种关系被他称为该要素的“结构功能”。这个功能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自主功能”，还有“共主功能”，像文学事实这样的事实之存在，就取决于它的功能。
某一个时期的“文学事实”，在另一个时期就会称为普遍的日常言语现象，反之也是一样。这取决于该事实所诉诸的整个文学系统。因此，杰尔查文致友人的书信是日常事实，而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时代，致友人的书信却成为文学事实。在某一文学系统中，回忆录和日记具有文学性质，而在另一种系统中，就有非文学的性质，这就是明证。
蒂尼亚诺夫强调，“只有把文学看作一个系列，看作一种同其他系列或系统建立联系并受其制约的系统，我们才有可能研究文学的演变。要从结构功能到文学功能，从文学功能到言语功能开展研究”。这种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系统”，内含“动态”“系统”与“功能”的“文学演变观”，既挑战了先前的文学史研究中“传统与影响”的理路，又修正了早期什克洛夫斯基的“文学作品乃手法总和”的观点，用结构—功能的路径来切入作为系统的文学作品与系统的文学演变进程，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科学的文学史理论建构的重要成果。
自然，我们也不会忘记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联手合著的《文学与语言研究诸问题》（1928）。这篇文章不仅仅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发展进程上很有价值，在整个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发育发展进程中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形式论者对“形式论学派”的反思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似乎清楚自己的文学理论探索与文学批评实践注定要载入历史。
还在20世纪20年代，艾亨鲍姆的《“形式主义方法”理论》（1926）就及时地记录了“形式论学派”自1916年至1925年这“划时代的十年”间“狂飙突进”般的探索轨迹。艾亨鲍姆强调，形式论学派的“形式”概念已经从传统的与“内容”相对的概念中解脱出来，从作为外壳、作为可以倾倒液体的容器的概念中解脱出来。“它不再是一个外壳，而是有活力的、具体的整体，它本身便具有内容，无需任何类比。”这里的“形式”，用形式论学派的话说，就是“对前审美材料的组织”，它相当于后来的结构主义话语中的“结构”。
整整过了10年，雅各布森在捷克布尔诺的马萨里克大学作了以“形式论学派与当代俄罗斯文学学”为主题的系列讲座（1935），系统地反思了“形式论学派”不断修正自己不断超越自身的成长历程。雅各布森提醒说：“形式论学派特别强调突出一种情形，即诗的内容不应当作为诗学外及美学外事实而同诗的形式相对立。作品的内容已被纳入诗的形式问题范围之内。诗的语义已成为诗的形式学说的有机成分。”在《诗语问题》（1924）中，蒂尼亚诺夫针对基于心理语言学的“诗语”概念在外延与内涵上的空泛与模糊，而着力揭示词义与诗的结构本身的联系，深化了诗的“节奏”与“语义”之间乃至语言艺术的“材料”与“形式”之间关系的探讨。这部专著，堪称将语言学视界与诗学视界成功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作，也是“作品的内容”被纳入“形式问题范围”的一个重要成果。正是在这个以“形式论学派与当代俄罗斯文学学”为主题的系列讲座里，雅各布森对形式论学派实验最初三个阶段特点做了这样的界说：“第一阶段的口号是研究艺术作品的音响层面，第二阶段——将意义问题纳入诗学，第三阶段则将这两个层面连接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1967年，在形式论学派作为一场组织起来的运动终止40年之后，什克洛夫斯基在一篇文章里再次肯定了其“陌生化”理论。该文是匈牙利一家杂志的约稿，其题目为“谈谈‘奥波亚兹’的著作”。什克洛夫斯基强调，“艺术与惊奇—陌生化—相关联。但陌生化也是科学所需要的。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止于这一点，止于无意识，止于惊奇。科学要穿越‘奇迹’阶段，并且要由检验来定型，同时也创建新的检验方法。然后它重新奔向认知螺旋的另一层面。诗也可被认知，经过一段时间而被认知，并且也会奔向前方……我认为，文学学家的工作在加速诗性认知的推进。”
1983年，什克洛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在提出“陌生化理论”65年之后，还在力图消除以前人们对形式论方法以及艺术与“人世”的关系所曾有过的误解，强调остранелие是指为了使人世焕然一新所采取的艺术手法：
有个算不上新奇的术语叫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尽管该词是由странный （奇异的）派生而来，但拼写的时候常常只保留一个Н。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这一拼法诞生于1917年。口头谈论时，人们常常把该词与отстранение 相混淆，其实отстранение意味“遁世，超然物外”。 остранение指的则是面对人世，人们心中油然升起的一种惊奇感，指的是人们对人世的一种敏锐而强有力的感知。假如我们用所谓“内容”（содержание）来指对人世所作的缓慢、轻松而细致的打量，那么，这一术语正以这种“内容”为前提。
艾亨鲍姆、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些文字，可谓“形式论者”自己对“形式论学派史”的“现身说法般”的书写，是后人了解这个学派历史原貌的重要文献。
三、苏联文论界视野中的“形式论学派”
诚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命运与建树的书写，更多地出自于后来的研究者，来自不同国度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富有戏剧性的是，率先着手展开“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命运与建树的书写者，并不是来自孕育了这个学派的故乡本土—旧俄—苏俄—苏联。
在苏俄—苏联，“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由于被贴上“形式主义”标签，很长时期一直不受重视。在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经历了激烈的论战、来自对手严厉的批判以及文坛上不少理论家对形式论学派所高扬的“形式决定论”“手法至上论”之不理解甚至反感。据莫斯科大学瓦·哈利泽夫教授与他的弟子的梳理，著名象征派文论家安德烈·别雷1922年12月10在彼得格勒自由哲学协会的一次讨论中说：“将手法同产生手法的东西切割开来，这是对活生生的文学犯下罪孽。”另一位当年著名学者阿斯柯里多夫1925年在《文学生活》第3期《词语艺术中的形式与内容》指出：“被剥离了内容的形式，会变成面具，这面具会以其人为的构造去欺骗。”形式论学派的知音甚少。及至1930年1月27日，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报》上发表《为学术错误而立的纪念碑》，公开宣布放弃“形式主义”。
在20世纪30—50年代中期的苏联学界出现了很多“反形式主义”著作，有人宣布，形式主义者们给苏联文学带来不可补救的损害。形式论学派的终结被预先注定，形式论者们转向那些学院派的文学史（艾亨鲍姆），或像作家那样创作（蒂尼亚诺夫），或写写文学评论与回忆录（什克洛夫斯基）。在那个年月，与形式论学派没有关系而公开挺身捍卫形式论的学者就是著名文学翻译家、批评家К.楚科夫斯基。1936年，他在一次发言中提出，我们仍然害怕理直气壮地谈论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而仅满足于清一色的“社会学”。
在社会学甚至庸俗社会学占据主流话语的年月里，苏联学者通常只能在著作与文章的结尾谈谈“形式”，而且一般来说“形式”这个词语不会出现，而是借用“技巧”这个术语。通行的做法是，开头以相当大的篇幅谈论作家的思想、社会观点与社会—阶级立场，然后以短得多的篇幅谈论技巧。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模式渐渐远去。避谈“形式”而只说内容这种极端做法，曾被著名学者德米特里·扎东斯基（1988）俏皮地称之为“内容主义”。对形式论学派声誉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的是结构主义。1976年，在塔尔图由伊戈尔·乔尔诺夫选编的《理论文学学文选I》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这部文选对什克洛夫斯基、蒂尼亚诺夫、艾亨鲍姆以及当年形式论学派的另一些成员的那些著名文本与话语进行了相当到位的辑选。20世纪六七十年代，塔尔图大学的《符号系统论丛》上不时刊发形式论学派的文本。1969年，苏联终于出版了艾亨鲍姆的两本书《论诗》与《论散文》；1977年出版蒂尼亚诺夫的论文集《诗学·文学史·电影》；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亚历山大·丘达科夫研究员为形式论学派遗产回归到学术流通之中做了大量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拉脱维亚的小城列泽克涅定期举行蒂尼亚诺夫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论文集《蒂尼亚诺夫研究文集》在会后陆续出版，这一事实也可以佐证形式论学派的遗产在当代俄罗斯人文学者们心中已然扎根，已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学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四、“形式论学派”在后苏联文论界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其本土故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及至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诞生80年，1994年为纪念蒂尼亚诺夫百年诞辰，进入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学界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似乎可以对这个问题予以部分的回答。这一问卷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当代文学学的意义”。可以说，这是当代俄罗斯学界组织的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第一次有规模的回望。这里我们仅摘录其中几位学者的回复。
普遍的看法：结构主义就是由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孕生的，结构主义在当代文学学之中则是唯一完全合格的科学方法。“孕生”——这意味着形式论学派降低了艺术结构的语义成分，结构主义则认为语义成分同所有其他成分是平等的。在这个层面上，蒂尼亚诺夫是所有的形式论者之中最关注语义，最接近结构主义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
在加斯帕罗夫院士心目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当代文学学的贡献在于她孕育了结构主义。
形式论学派率先使得文学文本成为一个现象：具有自身内在规律与自己的认识论价值的现象。……我们“看”文本的能力是不可逆转地被改变了，形式论学派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诗学已然被纳入我们精神世界而成为其不可分割的部分，形式论学派与结构主义不再作为活的当代的现象而存在；但是同他们的对话将延续，而带来越来越新的思想转折，而开拓越来越新的前景。（塔尔图大学教授鲍里斯·加斯帕罗夫）
在加斯帕罗夫教授看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功绩首先在于确立文学本位，直面文学文本，推崇“看”文本的能力。这个学派已成为历史，但其完整意义有待未来的激活。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成为文学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其中包括统计学的）方法之间实质性联手的典范，也成为非常勇敢地重新评价一系列核心概念的典范。当代文学学从本事与情之对立中与这一路线（它经由什克洛夫斯基上溯到维谢洛夫斯基以及他对母题的研究）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的发展——这一发展奠定了全部“叙事学”——而尤其获益多多。（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教授、俄罗斯人文大学高级人文研究院研究员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院士推崇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跨学科方法互动的开拓，推崇这个学派在叙事学发育谱系中的作用。
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当代文学学的意义非常大。形式论学派率先彻底地将文学视为文本系统，被从其创造者那里抽离开来的文本系统，而将这个系统的演变——看成是这些文本的自我运动，这运动拥有自身规律性，这些规律能经受相当严格的描述。这一视界之启发式价值独一无二——这是一场科学革命，犹如非古典自然科学对古典自然科学之更替。这场革命对于人文科学的意义尚未被彻底意识到。视角改变了，元语言改变了，思考的范式本身改变了，完全回到往日已然是不可能的了。这一转折是如此深刻，可以由这一点来展示：形式论学派的影响既在它的对手那里可以感觉出，也可以在对它并不宽容的批评家那里感觉到，还可以在那些根本不承认它的一些人那里感觉到——形式论已然进入当代科学的造血库。（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丘达科夫，其也是多年整理并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文论遗产的专家）
这是一种充分肯定的高度评价：率先彻底将文学视为文本系统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是发动了一场改变了视界改变了思考范式的科学革命，其思想已进入当代科学造血库。
1996年12月18—23日，由俄罗斯人文大学联合俄罗斯科学院主办的“雅各布森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不仅是俄罗斯学界对形式论学派这位首领的一个空前盛大的纪念与致敬，也是国际斯拉夫文论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遗产的集中性回望。1999年，这次会议的论文集《文本·文献·研究》（920页）由俄罗斯人文大学出版。这部文集的“文本编”刊出首次译为俄文的雅各布森的八篇文章，“文献编”刊发了雅各布森与什克洛夫斯基等人的书信，以及雅各布森在瑞典、在波兰、在“麦卡锡主义”时期的美国等史料。“研究编”收录的论文分为几个专题：“思想史上的雅各布森”“语言·交际·人”“诗学·版本学·神话”“文学中的先锋派·学术·生活”。通过这些文本、文献与文章，力图重构学者雅各布森对俄罗斯、东欧与美国的人文学科所作的贡献。但是，由于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于纪念形式论学派的一个学人，其研讨也是以这一个学人为中心，尚难以寻见“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整体性之新的理解”。
五、百年纪念中的“形式论学派”
及至2013年，当代俄罗斯学界又面临一个历史节点。这一次回望的已不是一个学人，而是整个学派。2013年8月25—29日，还是在莫斯科，由俄罗斯人文大学与高级经济学院联合主办，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俄语研究所、斯拉夫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世界文化研究所以及安德烈·别雷故居纪念馆联合协办召开了“俄罗斯形式论学派10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年，这次会议论文集《“陌生化”时代：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当代人文知识》（672页）出版。论文集的编选者认为，在20世纪头一个十年的中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创造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当代人文科学的发育就是经由对这一范式的不同态度（从吸引到排斥）而被决定的。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分为八编：“形式论学派理论的世纪”“档案中遗产的现实性”“欧洲思想语境中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俄罗斯形式论者与安德烈·别雷遗产”“作为先锋派的形式论与作为形式论的先锋派”“形式论的艺术学”“形式论的民间文学”“本义上的形式论者与对比中的形式论者”“诗与散文：形式论诗学”。俄罗斯学界这次组织的对形式论学派遗产的回望，视野更为开阔，论题更为丰富，旨趣更为高远。可以列入“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整体性之新的理解”这一范畴的文章，至少有《形式论系统与20—21世纪里对它的阐释》《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前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昨天与今天》《形式论者美学理论中的非艺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能量的直觉》《作为一个学术集群的俄罗斯形式论者》。
与此同时，也是基于对形式论学派的百年纪念与回望，《文学问题》《新文学评论》以及《莫斯科大学学报》等期刊也不时刊发有关文章，《新文学评论》甚至为形式论学派回望特设专栏。在宏观地将形式论学派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的文章里，值得关注的有《形式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悖论与“富有成果的片面性”》（2015）。这篇文章的标题就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而引人注目。该文系莫斯科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资深教授、在当代俄罗斯文论界以注重史料客观冷静持论公允而著称的瓦列里·哈利泽夫教授与他的弟子亚力山大·霍里科夫合作撰写，体现了当代俄罗斯学界对形式论学派的回望中的这样一个愿望: 不仅仅基于理论文本，而且还要采用回忆录、书信、日记这些史料，立足于尽可能多的事实来公允地回望，走出那种不是完全不接受就是全面地赞扬那样非此即彼的状态。
哈利泽夫教授将“形式论学派”的探索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学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定位，认为“形式论学派”“主要的贡献就在于果断地拒绝用对那些伴随文学的现象的考察来替代对文学本身的研究。用艾亨鲍姆的话来说，就是将诗语从宗教倾向与哲学倾向的枷锁中给解放出来”，早期形式论学派“在这一追求上倒是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相通的”。
哈利泽夫在对形式论学派的回望中充分关注这一学派其实在不断超越自身的历程。
随着时间流逝，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早期的一些片面性得到克服，或者减缓。雅各布森的诗语观，相对于什克洛夫斯基对超理性语的辩护就是一种前进。雅各布森在好几十年里不懈地建构自己的理论。第一部著作《俄罗斯新诗》（撰写于1919，发表于1921）是题献给赫列勃尼科夫的。雅各布森一如什克洛夫斯基也认为：在诗中最重要的是言语的音响（……诗乃是自具价值的——用赫列勃尼科夫的话来说——就是“自在自为的”语词之组合构形），但雅各布森并不局限于此，而是也讨论转喻、句法、成语、口头交际言语中的反映。十年之后，雅各布森的诗语观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纲领》得到了更为清晰的陈述。
身为在当代俄罗斯深受欢迎多次再版的《文学理论》的作者，哈利泽夫教授如数家珍地指出，在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1925）论修辞学的章节里，雅各布森的学说得以补充与矫正。“不应该以为‘定位于表达’就会有损于思想，一关注表达，我们就会忘掉思想。”在这里，显然，被表达的也同表达一样获得权利。托马舍夫斯基在论述诗语时，考察的并不是自在自为的词语，并不是纯粹的表达，而是艺术表述，他表现出对作品的对象世界及其题材的兴趣。
哈利泽夫公允地看到，后来雅各布森本人也放弃了年轻时的激进，放弃将诗语同交际语生硬的对立。在《语言学与诗学》（1960）一文里，雅各布森谈论的已不是单一的诗语，而是言语的诗性功能。这样一来，形式论学派对诗语同交际语的隔离就失去了原先的迫切性。
哈利泽夫客观地看到，形式论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片面性倒是富有成效的。可以说是一种简约主义的表现。简约主义在文学学的发展史上起了正面作用。哈利泽夫指出：
“简约”这个词有两重意义：其一，这是对现实加以认知时必要的选择：任何一种研究在其题材上都是受到限制的，在这个意义上都要对客体加以约简；其二，简约主义是科学研究对其客体统摄上的不全面，是学者们对其所考量对象之特定方面的忽视与/或根本性的切除，即对该知识领域的缩小。可是，在形式论学派这里的这类简约，不仅没有使得我们对所认知的现实的概念变得贫乏，反而变得丰富。
由这一定位出发，哈利泽夫确认，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毋庸置疑的功勋首先是对文学学之基本对象的聚焦。19世纪学院派文学学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语言艺术本身，毋宁说是文学创作之起源。只是20世纪才将语言艺术的特质置于自己关注的中心，它以学者对语言—艺术的（文本的）具体分析为标志。这是学术史上一个极为重大而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推进。形式论学派搅动并刺激了理论思想界，使学者的注意力专注于之前不太引起注意的艺术文本的那些层面。
哈利泽夫细致地观察到形式论学派理论建构之基础是广义上的悖论，即内在矛盾，这种悖论性并不见证他们的错误，而是在标示那套工具的局限性，在推动对其加以完善，对文学学基本对象加以更为深切的思考。
哈利泽夫悉心地看到，有关形式论学派方法论的研究已经不少，有关其世界观的谈论却不多。日尔蒙斯基在《论形式论方法之问题》（1923）曾指出形式论世界观的富有成效性，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现在看来，形式论世界观的基础是悖论原则。
形式论学派领袖们的社会立场也充满悖论。他们无条件地接受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我们（奥波亚兹）并不是懦夫……我们喜爱革命之风”——什克洛夫斯基在《我写的是存在决定意识》一文里如此宣称；列宁逝世之后，《列夫》1924年第1期（专号）上，蒂尼亚诺夫、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都刊发文章赞美列宁语言。与此同时，形式论学派却为艺术相对于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独立性而斗争。在1920年代初，什克洛夫斯基写道：“艺术并不在意识形态那里，而是在技巧那里……”；“意识形态跟我有何相干？”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任何一个人多多少少要被卷入社会政治生活，但语言艺术家和评论文学研究文学之人则不值得表达自己对当代生活的态度，须知艺术具有自治性。“艺术相对于生活一向是自由的，它的色彩从来也不曾反映城堡上那面旗帜的颜色”——这句话后来，在整治形式论学派的那个时代曾引发极为负面的回应与指责——指责其非政治化。
哈利泽夫认为，形式论学派领袖的世界观——这也是一种唯美主义（“艺术中心主义”）与革命的激进主义之合成物。革命性被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之思索与体验，并不是作为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而是作为对在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文学艺术的、一般文化的传统之毫不妥协的颠覆。艾亨鲍姆在《“形式主义方法”的理论》（1926）一文里写道：“历史要求我们有真正的革命激情——果断的纲领，无情的反讽，对无论什么样的妥协之大胆的拒绝……我们的文学史著述的激情应当就是毁灭与否定的激情，我们的理论性发言之最初的激情就是那样的。”
哈利泽夫教授发出追问：形式论学派抛弃所有这些固定的、稳定的、传统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绕过乌托邦这一概念是不行的。与尼采主义、马克思主义、宇宙论与“新宗教意识”一起，形式论——也是20世纪初俄罗斯乌托邦主义的链环之一。形式论学派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宏伟的任务：基于新的文学学来改造艺术来改造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与接受心理。
什克洛夫斯基当年确信，他是在参与当下时代的创造。形式论学派曾有一个群体的自我推崇：“我不是天才。尤里也不是天才……如果你也不是天才，那么一切平安……然而我们在一起就都是天才。”艾亨鲍姆曾给什克洛夫斯基这样写道：“我们……被历史牢固地焊接在一起了……”然而，“世界没有被我们重新打造”。
哈利泽夫教授耐人寻味地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的这句话之有分量，并不是作为形式论者们人生的迷误与失败的一个象征，而是作为对一种不相匹配的确认——对于他们给自己确立的任务之巨大同他们开始在其中生活的那个新世界之间的不相匹配的确认。这曾是改造世界的乌托邦——经由新艺术（首先是语言艺术）与新科学——以这语言艺术为对象的新科学——来丰富人的感知与接受来加以实现的乌托邦。
通观这篇专论，应该看到，哈利泽夫这样在苏联时代成长而在后苏联时代发声的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这一番回望是言之有据言之成理的，是相当客观而十分中肯的，有助于我们进入“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整体性之新的理解”。在对“形式论学派”百年纪念与世纪回望中，能读到来自俄罗斯本土学界这样视野宏阔而能深度梳理的文章，是令人欣喜的。
余 论
俄罗斯学界对形式论学派这一本土遗产的正面开采毕竟起步甚晚。在英语学界，1955年就有耶鲁大学维克多·埃利希的专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历史与学说》（V. Erlich，1955，1965，1981；1996 俄文版）；随后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彼得·斯坦纳的专著《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一种元诗学》（P.Steiner,1984，2015）；有哈佛大学尤里·施特里特的专著《文学结构·演变与价值：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捷克结构论学派之重审》（J.Striedter,1989）；还有弗·詹姆逊的专著《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评述》（F.Jameson,1974）；伊·汤姆逊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英美新批评》（E.M.Thompson,1971）。在德语学界，有慕尼黑大学阿格·汉森—勒沃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基于“陌生化”原理对其发育的重构》，（Aage A. Hansen-Lve,1978，2001俄文版），在法语学界，至少有巴黎索邦大学卡特琳娜·德普雷多的专著《形式论学派在俄罗斯：先驱·历史·语境》（Catherine Depretto,2009，2015俄文版）。这些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为主题的专著，已成为国际斯拉夫文论界学者的案头书。
在国际斯拉夫文论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遗产的回望中，值得关注的新论至少有三种：其一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国际著名巴赫金研究专家凯瑞·爱默生为《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苏联与后苏联时代》（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The Soviet Age and Beyond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1）中的一章“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批评：四个流派与一种实践”；其二是现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斯拉夫研究所执教的捷克学者、雅各布森遗著《形式论学派与当代俄罗斯文学学》整理者——托马斯·格兰茨为英文版著作《20世纪人文科学中的理论学派与集群》（2015）(Theoretical Schools and Circ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umanities——Literary Theory, History, Philosophy,Routlege,2015)一书中的一章“作为一个学术集群的俄罗斯形式论者”（2015）；其三是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教授、国际著名的斯拉夫文论专家、欧洲科学院院士加林·吉汉诺夫近几年发表的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遗产的当代价值有关的系列文章，以及他新近面世的《文学理论的诞生与死亡》（Galin Tihanov:The Birth and Death of Literary The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一书中的第一章“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由于篇幅的局限，有关欧美斯拉夫学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回望，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里来谈论。
周启超：《百年沧桑：文学研究中一场范式革命的回望——论当代俄罗斯学界对“形式论学派”的记忆与反思》，《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9期，第150—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