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关物化或异化的讨论曾一度淡出批判理论的核心舞台，但近年来霍耐特、罗萨、耶给等人又再次复兴了这一社会病理学诊断传统。上述学者围绕异化或物化概念各自展开的理论重建工作固然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概括地看，批判理论内部的集体回转有着共通的双重旨趣。一方面，从内容上看，近来的讨论都力求揭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新异化现象的本质并探究其出现的根源；另一方面，从学理上看，不同学者都尝试通过引入新的思想资源为新异化批判确立基础，以期与马克思、卢卡奇乃至早期批判理论家的具有本质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倾向的思想传统区分开来。但是如果以批判理论传统之外的视角审视这些理论重建工作，上述两方面的努力仍有值得反思之处。就内容方面而言，如果我们重新聚焦此刻人的生存境遇问题，那么首先需要确定的仍然是人在“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坚持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原则并不意味着要把关乎人的讨论限定在经济维度之中，但无视马克思的这一命题则容易将讨论引向空泛抽象或主观任意。相应地，就学理方面而言，正是生产生活的新特质要求既有的批判理论体系必须向新的思想资源保持开放，同时这些新特质也潜在地规定了检验各种思想资源批判效力的内在标准。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承继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为以异化问题为核心重建批判理论传统厘定了现实前提。他将数字劳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数字资本主义转型视为批判理论重建的具体时代背景。所谓数字劳动，就其本质而言是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要素相结合而进行的劳动，这些生产要素包括且不限于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数据、信息、智能算法等。生产要素的变化一方面使得信息与通讯产业链条延长、吸纳就业增多并成为全球经济重要发展引擎；另一方面则使得全部互联网用户的各种使用行为都成为日趋垄断的网络平台的隐形利润来源，进而实质性转变为被无偿占有的生产劳动。本文将分析福克斯从数字劳动异化视角出发对批判理论进行的批判性重构，讨论其与批判理论内部理论转向所形成的共鸣、差异与互补。

      一、批判理论的数字劳动时代重读

      历经四期发展的批判理论已然成为一个具有丰富面向和内在张力的思想流派。但福克斯认为，从总体上看，批判理论仍然沿袭着马克思开启的批判范式，遵循着马克思为这一范式立下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因而在内容上，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可以被概括为从逻辑上阐明美好生活的本质与它尚不能实现的原因，并且说明人类解构异化、统治和剥削的斗争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总体性把握，福克斯并未对物化与异化概念做严格区分，而是将批判理论不同学者在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展开的批判均视为马克思主义异化批判的具体发展。福克斯认为，需要在数字劳动的时代背景下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遗产进行一种时代重读，考察其对由新劳动形式引发的新异化现象的批判效力。也正是在这种批判性的时代重读过程中，福克斯对批判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
      首先，福克斯比较了批判理论内部异化分析的两种不同逻辑起点。在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起源”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社会化的道德唯心主义”之间，福克斯认为回归前者更有助于我们展开对数字劳动时代社会病理的剖析。在福克斯看来，霍耐特试图超越所谓的马克思的经济还原主义，将有关异化的讨论引向生产领域之外，并为多种异化现象的批判建立普遍有效的道德一元论规范基础。为此，霍耐特首先将人的本质预设为与“生产的动物”相对立的“精神的动物”，进而强调情感体验对于主体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最终重构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将物化理解为对承认的遗忘。相应地，物化的扬弃过程则是作为精神动物的人为争取“自信、自尊和自豪”的斗争过程，也是为了获得“爱、平等和成就”而努力的过程。霍耐特将工作与经济问题同样纳入到承认理论框架下予以讨论。但他的理论重心在于强调从事不同工作的人都应受到承认，凭借自己的贡献获得成就感，尤其是从事家务劳动乃至数字劳动等非职业劳动的社会成员更应为自己正名。因此，福克斯认为霍耐特的物化理论“忽视社会物质性”，舍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根基，有走向道德唯心主义之嫌。
      相比较之下，早期批判理论中更多地保留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回响，并以此直接批判不断扩展的资本逻辑如何在技术的加持下对身处其中的人施加宰制这一现代性顽疾。福克斯指出，在对文化工业的分析中，阿多诺就曾作出过两种不同层次的批判，一种是浅层次的针对文化工业出产的大众文化商品内容与格调的批判。但阿多诺并未在此做更多的停留，而是很快转入另一种更深层次的批判，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起源”出发，揭示文化创造活动如何被“合理化”地接入资本增殖逻辑之中，进而被异化为一种有违自由自觉性质的工具性的劳动。在此基础上，阿多诺进一步指出，物化的扬弃有赖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而这需要打破既往的同一性辩证法，确立非同一性的、不断否定的辩证法。
      因此，在福克斯看来，重申早期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可以使得我们摆脱实证传播学研究的窠臼，以批判的视角审视数字劳动。换言之，自觉地将表现为数量庞大的点击、浏览、查询、对话、购物、上传分享、拍摄剪辑等网络用户自发行为的活动和创造理解为真实的资本宰制下的劳动。除此以外，阿多诺对于辩证法的重构则在方法论上对于数字劳动异化批判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正如阿多诺所提出的，非同一性的辩证法认为概念之中包含着它本不能涵盖的意义，指引人们不断否定既有的概念边界而思考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在这个文化、乃至各种知识的生产过程愈发复杂与融合的时代进一步理解数字劳动的多重面向。其也使我们确信，尽管数字劳动是资本在寻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演化出的新的劳动形式，它天然地内嵌于整个资本主义结构之中，它的诸环节贯穿着工具理性与拜物教；但它的兴起同时又是对我们所熟悉的劳动、雇佣、剥削、异化等概念的否定，继而也蕴含着对资本逻辑加以否定的可能。
      其次，福克斯指出，在将数字劳动纳入资本逻辑循环中加以一般性考察的同时不能忽视这种新劳动形式的特殊性。进入数字时代，游戏和劳动的界限正变得非常模糊。人的娱乐休闲性活动，如聊天、购物、文化创造和分享、打游戏等，客观上已成为为平台贡献流量和利润的劳动。而同时传统意义上严肃紧张的劳动，如送餐、快递、出租车服务等，经过网络平台和智能算法的改造又往往被包装为“做任务、攒积分”的小游戏。这种变化意味着，不再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痛苦的”劳动使人异化，而是“快乐的”劳动变为对人的宰制。因此，如若要理解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与发生根源，马尔库塞对于工作、劳动与游戏三者的辩证分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论中介。
      福克斯认为，从西方词汇起源和发展来看，始终存在着工作（work）与劳动（labor）的分疏。前者代表着“创造、行动、制作”，而后者代表着“折磨、奴隶制和艰苦”。马克思的思想也可以被视为这种二元区分传统的延续。他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工人所从事的艰苦劳动，与标志人的自由能动本质的工作截然不同，是一种异化的存在。但马尔库塞则通过引入弗洛伊德主义思想资源进一步延伸了对于人的本质的思考，也拓展了批判理论对异化的阐释。在马尔库塞看来，即便我们扬弃了雇佣劳动，进入自由王国从事所谓非异化的工作，我们仍将处于压抑之中而非得到真正的解放。这是因为工作与劳动的过程都是对遵循快乐原则行事的本我的压抑。这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前者是为维系人类文明的必要压抑，而后者则是资本为实现不断自我增殖而施加给工人的过度压抑。相较而言，人真正渴望的是进行绝对自由的实践活动，即游戏。只有在游戏中，人才能自己设立规则，不计后果，完全凭借自己的好恶对对象施加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之中，人只能在劳动的间隙短暂地游戏，并且这片刻的欢愉与自由只是为更长久与艰难的劳动积蓄力量。
      因此，在福克斯看来，马尔库塞的分析切中了资本主义双重剥削的实质。资本对于劳动者的剥削既是经济上对剩余价值的掠夺，也是精神上对人的生命力的压抑；这不仅造成了工人经济上的困顿，更使得快乐的感受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也正是在这种快感稀缺的状况下，工人会主动从事任何能够提供一定快乐感受的活动。或者说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任何劳动只要被包装得看似游戏，就可以吸引大量参与者为之无偿付出。以社交媒体为例，用户上传的丰富的创意、信息乃至任何数据都是互联网公司利润的来源，但是这些付出因其特殊的外在形式而被用户视为游戏。事实上，用户所痴迷的各种“游戏”绝非纯粹自由的游戏，它始终受到网络平台限制、诱导与操控。如果说雇佣工人被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的看不见的线束缚着，那么数字劳动者则无时不被由自己生产的数据而喂养成熟的算法无形地监视与操纵着。而当劳动与游戏日益融合为“游戏劳动”，则意味着休闲时间在快乐的表象下日益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时间，人们正在失去可以使劳动“暂停”的权利。
      最后，福克斯认为批判理论不仅包含对异化根源的探讨，还着重分析了它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领域内的多层次表现形式，揭示了“无产阶级缺乏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造成的异化现象”以外的异化现象。在此基础上，霍耐特对物化的三种区分更是提供了另一个看待异化问题的维度。通过对批判理论内部不同视角的整合，福克斯最终构建出数字劳动异化批判的基本框架。
      福克斯指出，对于霍耐特来说，存在着“我们同其他人、世界和自己的关系中的物化”，三种物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主体间性、客观性和主观性三种异化形式”。由此可见，霍耐特的分析不仅从另外的视角重构了马克思所阐明的四种异化现象，并且补充了“主观异化”这一概念。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劳动异化有四个层次的表现：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人同生产过程、人同人的类本质以及人同人相异化。在这其中，生产过程同劳动者的异化、人同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可以被视为是主体间性的异化。劳动产品同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则是从人同世界的关系出发描述的客观性的异化。而福克斯将霍耐特的“主观异化”视为在以上四种异化之外的重要补充。所谓“主观异化”，根据福克斯的解读是指人是否能在客观异化、主体间异化的环境中自觉地意识到这种异化的存在。主观异化的主体会失去对非异化的可能环境的想象，失去对统治秩序的不安，失去对劳动、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满的情感体验。而一旦主体陷入到主观异化之中，他将丧失为权利而斗争的兴趣，只是冷漠地对待世界与他人。福克斯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网络使得无产阶级在逐渐丧失了工厂合作劳动之后再次获得了广泛联系、不断斗争的可能，但是行动必须建立在反抗意愿的前提下。因此，霍耐特对于主观异化的批判与扬弃是数字时代值得重视的思想资源。
      通过整合批判理论多维度的阐述，福克斯提出可以将当代数字劳动异化现象置于一个由横纵两个坐标轴共九个维度的框架下予以详细分析，其中“一个轴沿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划分展开；另一个轴沿着主体、主体间交往和客体的方向展开”。基于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用户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各种数字劳动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剥削、监视乃至规训他们的对立物。而尤其值得揭示的是，当这种物化已经深入到主体态度层面，用户可能会主动地接纳乃至认同这些异化现象。

      二、构建批判理论与文化唯物主义之间的对话

      通过上述的批判性重构，福克斯将批判理论整合为一种开展数字劳动异化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但他同样反对将批判理论的各种阐述直接套用在对当下数字劳动问题的分析上。从上述分析也不难发现，福克斯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引用了批判理论家的成果，甚至对批判理论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的物化理论还不乏批评和改造。换言之，福克斯认为尽管批判理论仍以“社会病理学”诊断为己任，但是其部分核心理论预设已经不适用于劳动形式剧烈转变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偏离的发生正源自哈贝马斯的劳动—交往二元论预设，而且这种划分对霍耐特等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福克斯认为西方社会已经进入信息资本主义阶段，信息的生产、储存、传递、交换、分配、消费都是以数字形式进行的。此时劳动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变化，有偿的或无偿的、狭义的或广义的、自知的或不自知的数字劳动正在成为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但数字劳动既不是绝对的非物质劳动，更非传统的物质劳动，它集合了交往沟通、意义创造、物质生产与资本剥削等诸多复杂的环节于一体。因此，如果要对数字劳动问题进行解析，福克斯认为我们就要重新理解“劳动和交往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地把创造信息的交往劳动“假设视为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层面的问 题，与经济基础割裂来看待。
      第二，福克斯认为这种对劳动和交往的割裂乃至颠倒正是哈贝马斯理论的前提。福克斯承认，讨论交往与劳动问题，哈贝马斯无疑是不能略过的重要学者。但是在福克斯看来，“哈贝马斯的理论严格区分了交往和劳动、生活世界和经济”，将理论建立在“媒体二元论基础上”，并且“认为语言交往具有天然的纯洁性、公平性和善等特点”，只是货币和权力“在生活世界中渗透、淡化、控制、操纵、支配、取代和遏制真实的交往行为，从而造成社会的病态行为”。就此，福克斯对这种二元对立质疑道，为何沟通行为相较于目的性行为就必然是好的？他举例指出：为了使得恐怖袭击得以成功的沟通与为了帮助受困孩子的沟通都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吗？可见福克斯的这种质疑与霍耐特对哈贝马斯的反思不乏相似之处。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主张进行价值中立、不预设目的的交往或商谈，这种主张使其理论缺失规范性，只是潜在地表达了其对社会正义的界定，因此还需要从其他维度补充关于主体交往动机的讨论。
      第三，福克斯最终提出，如果想要像哈贝马斯一样，在理性的不同形式中进行一种“道德的区分”，那么应该主张以“合作行为”反对“工具性行为”。换言之，应主张造福全体的行为，并以此反对“使人类和社会工具化，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工具性行为。在福克斯看来，这样的区分不仅可以将沟通还原“为所有社会制度的基础”的“象征性中介”，而且可以恢复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生产维度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理论中还曾残有一席之地。
      综合以上分析，福克斯认为，当数字劳动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性的生产劳动时，一种将劳动与交往，经济、权力与生活领域二元对立的理论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在他看来，我们无法设想一个脱离必要的物质手段而形成的理想交往活动，也无法设想不关乎劳动合作而建立起来的承认关系，进而也无法相信依靠这些规范性可以自上而下地解决数字劳动时代的种种异化与物化现象。但是，他同时反对将交往还原劳动的经济还原主义或将劳动划归为符号交换的文化还原主义。福克斯主张“建立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法之间的对话”，通过引入文化唯物主义的“辩证的、非还原主义的方式”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如此，既能承继批判理论对于物化现象的丰富讨论，又能使这些讨论适用于当代信息化、数字化的劳动形式。
      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雷蒙德·威廉斯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莫过于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论点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的和物质的生产过程”，“物质的生产工具包括从作为物质的‘实践的意识’的语言，到写作的具体技术和形式，再到机械的和电子的通讯系统。”尽管威廉斯认为他的理论旨在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解释复杂的文化问题，但在当时却遭到来自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斯图亚特·霍尔将威廉斯与E.P.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统称为“文化主义”范式的践行者，认为他们的理论存在将文化概念无限放大、泛化的倾向，而他则要以“结构主义”范式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则认为威廉斯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典分析框架，因此他的主张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尽管这两种批评各有侧重，但实际上都指向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事实上，威廉斯并没有“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隐喻果决地永别”,而是对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具有隐喻性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重新的分析与界定。在威廉斯看来，我们不能把文化与经济看成是两种相对立的活动，划分在框架两侧然后再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呼应关系。他认为，所谓的“基础”包括一切的人类实践活动，如生产一架钢琴的劳动与演奏一首钢琴曲都是“基础”的一部分。与之相对立的、矗立其上的不是马克思的“上层建筑”，而是葛兰西所提出的“领导权”，或按照威廉斯自己的话说，是“一整套的实践和期望，是我们的力量分配，是我们对人及其世界的本质的一般理解”。
      尽管威廉斯的上述理论在学派内部曾一度遇冷，但是在20世纪末西方社会逐渐进入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后，这一理论再次引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的兴趣。不仅美国信息资本主义重要研究者丹·席勒称威廉斯为他的“学术英雄”，福克斯更认为威廉斯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阐释为理解数字时代基于通信手段的生产劳动的性质提供了重要启发。在他看来:“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洞见是，经济和文化之间既是同一的，同时又是非同一的关系。文化是经济的一部分，同时又超越了经济。”由此，福克斯认为，在以脑力劳动、情感劳动、非物质劳动为主的时代，我们仍然不能忽视这些表现为文化创造的工作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构成，即“创造文化技术”的“物质的文化工作”和“创造信息和交流”的“信息工作”。与其类似，劳动者与数字生产要素相结合而进行的数字劳动同样也是两种类型劳动的统一，即“数字信息劳动”与“物质数字劳动”的统一。其中“数字信息劳动”超越了物质性的“基础”，而“物质数字劳动”与其他的工业、农业或商业活动一样，属于“基础”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福克斯从文化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将数字劳动视为是两种类型活动的综合：一方面，劳动者依赖数字通信技术获取经济回报，尽管这些回报有时被不正当地剥夺；另一方面，劳动者在此过程中进行了丰富的信息、数据与创意生产和消费，而这些内容有时会与主导性意识形态发生碰撞。相应地，数字劳动异化问题也是二元复合的。这意味着对于数字劳动时代我们所观察到的种种社会症候，都需要从双重视角进行剖析。这些症候包括且不限于短视频平台上流行的夸张而同一的网红做秀、在经济和快感上进行双重剥削的“游戏劳动”、拒绝对异化现象加以体察和反抗的“丧”主体出现等。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福克斯与南希·弗雷泽站在同样的立场，后者曾提醒我们“再分配”与“承认”是两个不能彼此化约而又交织在一起的规范性标准，而失去任何一个维度的讨论与抗争都会使我们无法彻底摆脱“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境遇。福克斯指出，批判理论思想传统的内在限度就在于，它将劳动与交往、经济与文化视为分裂的，并以期后者对前者构成解放。他认为，正是在这里应该引入威廉斯的辩证视角，而且后者的主张更能帮助我们扬弃数字劳动异化。在电视和广播流行的20世纪60—80年代，威廉斯曾提出构建容纳工人阶级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参与的手段和共同讨论的手段”。只有工人阶级可以建立并掌控“民主的”文化传播体系，终结既往的“独裁的、父权的和商业的”传播系统，才有可能完成继经济革命、政治革命之后的文化革命。类似地，在数字劳动时代，异化的扬弃固然离不开政治伦理的重建，但也还需要回到阿多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起源，需要理解威廉斯的文化与经济的辩证法，通过使所有社会成员合理地分配和享用数字生产要素而最终实现。

      三、路径的共鸣与实践的超越

      福克斯基于对当代社会劳动对象、工具和内容变迁的观察，以异化问题为核心线索，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和重构，提出了数字劳动异化扬弃的实践路径。但对于福克斯对批判理论的反思，仍有值得进一步反思之处。
      首先，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福克斯对于批判理论不同时期思想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区别，而对哈贝马斯的批评则尤为尖锐，显现出回到早期批判理论立场与方法的倾向。这种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并对其进行伦理批判的研究路向与批判理论内部部分学者形成了共鸣与互补。
      在福克斯看来，哈贝马斯的理论缺乏对数字劳动的批判效力。单就这一判断而言，必然会引发哈贝马斯支持者的反对。例如，福克斯所关心的社交媒体用户自发使用行为受到资本逻辑钳制这一现象，似乎非但不是哈贝马斯无法解释的新现象，反而恰恰可以用哈贝马斯最具原创性的术语和理论概括，即生活世界被经济系统殖民。但在这一问题上，福克斯完全采取另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强调所谓的“生活世界”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和规范的孕育之地，它的存在始终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手段，并且不承认源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交往规范具有普遍意义。因此，福克斯选择首先深入到资本主义内部，探查其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特点，进而批判性地借用批判理论对于异化与物化的丰富阐释，用以描述和分析新劳动形式对劳动者的压抑与制约。
      无独有偶，作为批判理论第四代理论领军人物之一的拉埃尔·耶给也将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视为批判理论新的出发点。在她看来，早期批判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对经济学本身的关注很快让位于对商品逻辑和物化现象的文化批判。此后哈贝马斯对于生活世界和经济系统的二分法使得对经济问题的讨论被进一步地简单化和抽象化。经济被理解为一个相对于其他社会领域更为自治的领域，它受到自身逻辑的指引，需要民主政治的驯化，以防其入侵生活世界。耶给认为，经过哈贝马斯的理论分水岭，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逐渐被视为一个“黑箱”，而此后的学者则围绕着这个“黑箱”展开了诸如“分配正义”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批评家们不仅不再追究资本主义经济具体运转的本质，更是将这些内容视为与规范性重建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排除出理论视野。针对这种理论迷思，耶给同样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从最基本的诸如市场、剥削、生产等范畴出发，通过历史性考察和批判性反思进而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在其中交织的种族、性别以及生态问题。
      尽管来自批判理论内部和外部的两种反思和重构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但福克斯与耶给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容忽视的。福克斯的理论重心在于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框架系统性地揭示数字资本积累和循环的秘密，同时效验批判理论的异化分析是否仍然能够描述数字时代劳动者的生存境遇。而耶给的理论重心则在于讨论资本主义伦理批判路径的有效性，揭示经济功能批判和道德批判两种路径的不足。两者的观点在这种相似与差异中形成互补。
      其次，福克斯对于批判理论思想的解读仍有不准确和不全面之处，尤其是对霍耐特的物化理论的理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认为霍耐特仅提供了一个理解物化现象的新维度，而这无疑忽视了霍耐特将劳动问题纳入承认理论的诸多努力和成果。事实上，霍耐特以劳动组织形式作为内在批判规范基础而展开的讨论正击中了福克斯数字劳动异化理论的一个盲点。在福克斯的诸多文本中，他虽然注重阐明数字劳动的丰富类型、劳动内容和它们如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重要利润来源，但却缺少对于数字时代劳动组织形式变化的进一步分析，也没有说明这种松散而不确定的劳动组织方式对于劳动者生存状态的诸多冲击，而这无疑是数字时代特有的异化现象。
      霍耐特指出，尽管当下的劳动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仍然具有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性质，但我们并没有理由将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劳作或艺术创造作为劳动的应然状态，也不可能以这种主观想象作为劳动解放的目标。在霍耐特看来，我们将批判的矛头从劳动行为本身转移到劳动的组织方式上，追问现实的劳动组织方式是否有违经济分工应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整合这一内在要求。这种社会整合包括黑格尔和涂尔干分别强调的两个方面内容，前者提出市场经济下社会对个体的承认基于其劳动贡献，而后者指出劳动的分工促进了人与人的依赖，使得社会从机械团结发展为有机团结。物化的发生无疑包括对于这种基于劳动的承认的遗忘。
      因此，如果以霍耐特的这种批判视角反观数字劳动的组织方式，可以看到它可能在两个方面背离了社会整合的要求，进而具有霍耐特意义上的物化性质。一方面，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变得愈发透明、隐形，这使得多种形式的数字劳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另一方面，传统雇佣制度日益解体，灵活用工制度盛行，劳动者日益变为独立的承包商，必须和由资本与算法构筑的巨型平台建立灵活、松散、短暂、不确定的“合作关系”，以获得流量、数据等数字生产要素。在这种不确定的合作关系下，缺乏安全感和长久稳定预期的劳动者可能难以维系社会有机团结。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福克斯理论重建的最大创新点在于，他提出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对批判理论的良好补充，并且在这两个长期被视为对立的理论传统之间进行了大胆的对接。但需要注意的是，从理论层面而言，福克斯意图将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再次带回到数字时代的学术视野中，而从政治与实践层面来看，福克斯同时复活的却是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立场，在数字时代重新探讨了“劳工阶级”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运动主体的意义与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克斯超越了批判理论日趋保守的理论体系，使得对异化的讨论具有更为激进但直接的现实指向性。
      在后工业时代来临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左翼运动面对的最大困境莫过于革命主体的消失。对于究竟应该依靠何者向资本主义发起终极挑战的问题，西方左翼学界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话语，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建立在微观视角和身份差异之上，强调发掘不同人群在性别、民族、种族、肤色、性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以揭示这些小众群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以来所承受的意识形态霸权，进而唤醒他们的反抗。然而时至今日，欧美的身份政治路线越发难以为继。一方面，身份平权的呼吁逐渐转变为对身份特权的激烈争夺；另一方面，身份政治被资本主义制度收编和接管，各种抗议群体日益沦为选票政治下的台前棋子。面对身份政治的困境，另有左翼思想家基于宏观视角和普遍共性提出，应该团结所有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排斥在外的“他者”，重塑当代的“新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奈格里的“诸众”、阿甘本的“赤裸生命”、齐泽克的“被排除者”、朗西埃的“无分者”可谓具有一种“家族相似性”。换言之，左翼思想试图通过寻找“新无产阶级”的“最大公约数”，扩大革命主体的范围和人数，进而克服身份政治运动趋于碎片化和彼此争斗的困境。但是他者政治需要回应的诘难是：这些不同于“无产阶级工人”的“无用者”何以可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无论哪一种新社会运动路线，都可以从阿多诺乃至霍耐特的批判理论中获得理论支持。或者说，批判理论向所有感到痛苦、压抑、被排斥的群体保持着一种理论开放性。
      相较而言，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动的探讨提示了第三种反抗主体形成的可能，这一日益壮大的群体有可能将“批判的武器”转变为“武器的批判”。他的分析已经指出，当代所有网络使用者正共同从事着同样的第二份工作：数字劳动。这也就意味着此刻所有人都汇聚在同一个由实体性数字基础设施与通讯设备和虚拟性网络交往空间共同构筑的“社会数字工厂”之中。这其中，失去对数字基础设施、数据、算法等数字生产要素掌控的多数人则客观上共同形成了“数字无产阶级”。福克斯为各色“身份”和“他者”重新赋予了“数字劳工”这一共同的身份。并且他认为，人们对于“数字劳工”这一共同身份的体察与认同也并非单纯依靠公共领域内的倾诉、对话、抗议或集结，而更多地是通过对日益发达的数字经济的反思及对嵌构于其中的个体工作与生活异化状况的觉察而形成的。
      因此，从福克斯对于“数字劳工”的讨论中不难看到英国第一代新左派政治思想的余脉。甚至可以说，威廉斯对于福克斯而言，不仅提供了承接德国批判传统的理论基座，更影响了他对社会革命主体的思考。活跃于20世纪50—80年代的威廉斯始终将产业工人阶级视为英国社会主义“希望的源泉”，这种理想曾经随着英国产业转型而一度破灭。但在数字劳动日益兴起的当下，福克斯在正日益壮大的数字劳工群体身上倾注的期待与新左派前辈不乏相似之处。毋庸置疑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广泛存在的数字劳工群体距离真正成为一种自在自为的阶级，并担负起此前产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陈 希：《C.福克斯从数字劳动异化视角对批判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1期，第1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