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乡村振兴与内生型发展

      乡村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对中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状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流失、产业不振、文化停滞、社会解组等农村衰败问题的有力回应。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目标。其中，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到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国家对农村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时期，乡村产业振兴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当下中国的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农村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城乡关系逐步从城乡不平衡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乡村交通条件的改善、乡村旅游的兴起和高品质农产品需求等都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欠发达农村地区如何整合自身优势资源实现产业发展值得深入研究。从世界范围内欠发达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早期大量采用的是由专门的发展机构实施的外部诱发型发展项目（externally induced development project）。这些外部输入的发展项目由于没有能够充分地培育村庄的自我发展能力，加之普遍存在的不妥协的权力结构、社区居民参与不足、与地方文化传统不兼容等问题，往往效果不佳且难以持续。出于对以往实践的反思，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基于村庄自身基础的内生型发展模式日益受到重视。Peredo和Chrisman提出“社区为基础的企业”（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这一发展理念，指社区作为企业或企业家通过整体性的行动追求社区的集体利益。社区企业中，居民可以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和雇员，充分利用社区自身的治理结构、社会资本、地方知识与生产技能等优势，发挥社区的主动性，把社区转变为经济组织。
      基于对文献和现实的理解，本文提出村庄内生型发展的乡村产业发展方式。村庄内生型发展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产业发展中村庄的自主性和农民参与的主动性，非政府或其他机构代替村民决策甚至包办的发展；第二，从村庄自身汲取有利于发展的多方因素并结合外部有利因素发展村庄产业。嵌入（embeddedness）是理解经济行为与外部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概念。中国乡村的产业发展需要将产业嵌入于乡村的社会、文化、自然、政治、经济背景中考察。对于村庄内生型发展，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四个重要条件：第一，村庄的资源禀赋和文化传统。充分利用村庄的资源优势、传统技能、地方文化等，既可以发挥特色优势，又可以形成差异化竞争。第二，村庄的治理结构和自治传统。村庄的治理结构和自治传统有利于产业发展协商和决策制定中村民的参与。第三，村庄精英人物。精英人物具有超出普通村民的能力与决断力，他们是村庄产业发展的领路人。第四，村庄社会资本。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可以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效率，消除风险，促进信息沟通。本文基于一个西部民族地区村庄产业发展的案例，分析乡村内生型产业发展的探索经验与启示。

二
案例村茶产业的形成

      芒田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南天县义会镇，共有自然村6个，678户，2760人，92%左右的人口是布朗族。芒田村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较为适宜茶叶生长。芒田村有古茶12000亩，是著名的“千年万亩古茶园”天迈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现代茶园10900亩。近年来，芒田村通过古茶品牌立村，以布朗文化活村，以旅游产业兴村，以生态经济强村，实现了茶产业（古茶、生态茶）和民俗旅游的协调发展，取得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多赢，茶叶收入占到芒田村民收入的70~80%。2016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7599元，实现了整村脱贫出列。

      （一）村庄茶叶种植的历史
      芒田村民历史上从事以农耕为主、茶叶为辅的生计方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政府两次在芒田村组织和推广现代茶园，但都没有大面积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南天县政府把开发山区商品茶作为重点扶贫项目。南天县的茶叶开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政府组织开发为主，采取联办茶场的方式，政府向联办茶场提供技术、资金和配套物资等，联办茶场负责茶叶生产、加工的各项技术指导。参与联办的村组织人员开垦梯地、种植沟、定植茶苗并固定专业管理人员。联办茶场、村集体和村民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成。
      第二阶段以民间自主开发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茶叶种植技术的扩散，很多村民投入劳动力、资金，利用家庭的闲置土地开发茶园。但由于此时茶叶价格较低，茶叶种植面积不大。2000年以后，茶叶价格逐步上升。2003年，茶叶鲜叶达到每公斤3元，每年每亩茶叶（以350公斤计算）净收入达千元。与之相比，甘蔗每亩净收入最高不到600元。茶叶的竞争优势加之“退耕还林”政策相关补助，芒田村茶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种茶、采茶、制茶、卖茶成为芒田村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很多在外务工的村民陆续回村，芒田村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村庄产业凋敝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二）村庄茶叶生产的组织形态与潜在危机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生产决策权由集体下放至家庭，农村社会呈现分散化的趋势。绝大多数村庄经济都是以分散的家庭经济为主导，村庄内部农业同质性较高，但合作较少，组织程度低。生产经营者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农业生产表现出较大的负外部性，比如案例村茶叶的健康风险。新建茶园被称为台地茶，属于密植速生丰产茶园，与古树茶相比，具有“易采摘，产量高，外观美”等优势。台地茶每亩每年使用茶叶专用肥和尿素50公斤，大量的化肥、农药进村上山，现代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出现。

三
生产的组织化
与村庄茶叶品牌塑造

      （一）古茶生产“公约”：茶叶生产的初步组织化
      芒田村历史上有一套古茶树的管理制度。古茶林严禁砍伐树木，每年定期除草两次，每年春季补种茶树新苗，古茶树采摘也有时间限制。这套制度是古茶园得以延续千年的重要原因。
      2003年以后，“健康茶”概念开始流行，未使用化肥农药的古茶受到欢迎，加之古茶园数量稀缺，古树茶价格水涨船高。2003年南天县引入外资企业美国101公司进入天迈山开发古茶，该公司有完善的茶叶生产设备和销售渠道，主打有机茶。101公司进入后，大量收购古树茶鲜叶，提高了当地的古茶价格。2014年以后古树茶鲜叶价格趋向稳定。
      古茶价格攀升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其生产经营中的问题也开始显现：首先，茶树遭到过度采摘，管理不合理。为了最大限度获取收入，村民采摘折断、损毁茶树、超出时间采摘现象严重，甚至出现村民对古茶树施肥、打药的情况。古茶树的破坏较以往更为严重。其次，茶叶市场混乱。一些商贩和茶农把其他地方的茶叶运到芒田村，贴上标签或掺混其中充当天迈山古茶对外出售以牟取暴利，芒田村古茶声誉遭破坏，茶叶销售受到严重影响。
      古茶的破坏性生产和以次充好的市场乱象是芒田村茶产业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地方精英在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意识到农户无序生产经营的危害。芒田村在时任村书记和村中威望颇高的村民倡议下，于2006年成立古茶保护协会，2007年制定《芒田村保护利用古茶树公约》。古茶生产和销售进入有序发展阶段。

      （二）生态茶园建设：茶叶生产的进一步组织化
      面对茶产业危机，当地政府于2010年正式启动生态茶园建设项目，通过稀疏留养、覆荫种植、控制农药化肥使用等做法，全市计划在3年内把130余万亩现代茶园全部改造成“生物多样性立体复合生态茶园”。除技术措施外，普洱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茶园登记和茶叶专业合作社也是生态茶园建设的内容。生态茶园改造由政府逐层压力传导实施。在改造过程中，芒田村有部分茶农因经济利益受损反对改造，特别是一些茶园面积较小的茶农反对较为激烈。之前的台地茶经营模式不可持续，如何克服茶农的反对并选择新的发展方向，芒田村茶产业发展面临第二次抉择。
      在这种关键时刻，地方精英认清现实，主动选择生态茶作为发展方向。乡村社会对创业（Entrepreneurship）机遇的理解与地方文化的认知密切相关。台地茶与古茶销售的“冰火两重天”让地方精英意识到茶产业的发展趋势。他们在政府生态茶园改造项目实施前就效仿古茶园的“林下种茶”模式，进行了被称为“保茶还林”的茶园改造的试验。虽然种植面积仅为20亩，但是试验取得了收益，坚定了当地村民发展生态茶的信心。生态茶园改造项目实施后，芒田村精英们意识到发展生态茶不仅是政府的要求，而且是未来村庄产业升级发展的难得机遇。面对村民最初的不理解和反对，在多次村民大会上，地方精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反复呼吁，引导村民种植生态茶。
      当地政府也在茶园改造过程中给予帮助，政府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每亩补贴茶农300元，并请当地大型茶叶公司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茶叶，这些措施保证了茶园改造顺利完成。芒田村2012年完成了全部的茶园改造。但生态茶园的经营仍面临棘手的问题，一些地方生态茶园改造后茶农使用违禁农药、化肥现象屡禁不绝。同时，市场中的很多非生态茶打着“生态茶”的旗号出售。茶叶生产面临着质量监管难和产品信任度低的双重困境。为应对困境，芒田村决定对生态茶园的产品和管理进行升级，发展有机茶，禁用农药化肥。在生态茶园建设后，个别村民偷打农药现象依然存在。农药的使用对芒田生态茶的品牌塑造产生负面影响。为监管农药使用，芒田村经过商讨制定了监督、惩罚制度以及举报制度，同时加强管理。芒田村扩展了已设置的关卡的功能，化肥农药增列为检查项目，未经批准购买的化肥、农药严禁流入，农药使用数量逐年降低。

      （三）村庄生产组织化如何可能
      面对茶产业发展的危机，芒田村的有效应对是茶产业从追求数量生产到提升质量的关键。目前，芒田村有四个自然村有机茶进行了欧盟认证，两个自然村进行国家认证，成为普洱茶生态茶园建设的示范样板基地。芒田村生态茶逐渐得到市场认可，2009年当地生态茶鲜叶价格为每公斤5元左右，2015年上涨到每公斤30元。芒田村为何能够克服分散化并实现统一管理呢？这主要得益于村庄内生性因素，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村民“共同经济利益意识”是生产组织化的前提。村庄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尽管具有成员资格的村民独立从事茶叶生产和销售，但带有地域特征的“芒田村茶叶”是对外宣传的一致的产品标签和地域品牌。芒田村是“大户+小户”联盟式村庄经济发展模式，茶叶口碑关系到每户茶农的利益。当茶产业发展遭遇品牌信任危机时，村民的“共同经济利益意识”开始凝聚，围绕茶叶生产和经营的集体保护行动具备了形成基础。村庄导向（community-oriented）的行为与个别村民的私人利益之间存在张力，村庄导向越突出，村庄需求的满足则会对个体自由选择产生优先权。尽管少数人个人利益受损，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得以实现。
      第二，村庄核心人物的抉择与推动是生产组织化的关键。美国学者赫希曼的“退出—呼吁理论”指出，当一个组织面临绩效衰退时，组织成员可以择优选择基于市场原则的“退出”或非市场原则的“呼吁”两种回应方式。生态茶最初实施时，农户短期内面临经济损失，部分村民选择退出，但退出将彻底失去发展生态茶的机会。芒田村核心人物即地方精英由于个人能力较强，茶叶生产和经营规模较一般村民大，这些地方精英兼具市场敏锐度和组织动员能力，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人物。他们选择积极“呼吁”，坚定发出走生态茶道路的声音，加之政府的外部支持，经过短暂“阵痛”代价，最终实现了村庄层面茶产业的完全转型。
      第三，村庄传统的治理结构与资源是生产组织化的保证。中国农产品监管中，政府监管仍存在漏洞，个别地区监管失灵现象时有发生。集中统一管理是克服家庭经营分散性和生态环境整体性矛盾的重要手段。芒田村通过强有力的村规民约和内部合作，加强生产的组织化程度，顺利地走出了监管失灵的困境。在严格的管控下，芒田村使用农药的农户急剧减少。通过集体协商制定村规民约，通过村民大会宣传教育，通过村民举报实现低成本的有效监督，通过当面批评教育和大会点名批评等方式惩罚违规村民等都是传统的村庄治理手段在茶叶生产和经营中的运用。

四
茶文化再造与茶旅经济融合

      （一）茶文化的再造与旅游开发
      芒田村布朗族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的政策背景下，芒田村很多传统习俗和仪式中断，村寨寺庙也在“文革”期间被拆除。随着经济收入的提升，芒田村人恢复传统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同时，应旅游发展需要，当地政府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对村庄传统干栏式建筑进行保护，修建村庄道路和旅游设施，申请各类遗产和文物保护项目。2012年天迈山古茶园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3年芒田村翁基古寨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积极筹备申报4A级旅游景区。随着天迈山古茶园知名度与日俱增，外来游客日渐增多。传统文化恢复不能一成不变，而是需要与当下的实际相结合。为了配合政府的旅游开发以及村庄茶叶经济的发展，芒田村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再造以茶为核心，在具体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芒田村茶文化的再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传统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布朗族末代头人之子、小学退休教师张德明历时4年，走访多位本村和邻近村庄老人，利用口述、石碑、文字等多种途径，较为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了芒田村的历史和文化。这些内容包括：芒田村的建寨历史，首任首领帕哎冷及其夫人七公主的传说，茶叶发现、种植、利用的历史，中断的节日和传统习俗的形式与内容等，以及芒田布朗族传统的饮食、服饰、歌谣、文化艺术、手工制品等。2009年张德明出版《芒田布朗族与茶》一书，书中对芒田布朗族的历史与茶文化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介绍，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村寨和茶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精英扮演着恢复地方文化的重要角色，而传统文化的恢复离不开文本的重建，对传统文化的文本重现为茶文化的再造打下了基础。
      第二，仪式场所的恢复与新建。通过政府、基金会、企业、村民等多种渠道筹资，芒田村重建了“文革”期间被毁的帕哎冷寺，帕哎冷寺成为村寨重要活动的举办场所。按照传统式样修建了茶魂台，用于每年举行的呼唤茶魂仪式。在村庄企业资助下，雕刻了帕哎冷和七公主塑像。建设了布朗族博物园，收集古秤、陶罐、马帮物件、制茶工艺等实物。修建文化舞台，作为重要节日表演场地。2016年，茶祖节文艺晚会共有18个节目，每个村寨都表演了2~3个节目。通过场所的重建，增强了村寨间的交流，实现了文化共荣。
      第三，仪式活动的恢复与建构。仪式活动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恢复的主要仪式活动有：其一，茶祖节。帕哎冷被芒田人认为是祖先，祭祀帕哎冷的仪式“夺”的活动于1950年中断。2004年，芒田村恢复了这一祭祀仪式，将其更名为“茶祖节”，帕哎冷被芒田村人冠之以“茶祖”。茶祖节设定在每年4月17号，邀请海内外人士参加，茶祖节期间集体重温祖先遗训。其二，茶魂祭祀。恢复祭茶魂仪式。芒田村每片古茶园都有一颗茶魂树，即茶林里最早种下的一棵茶树。历史上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茶魂仪式。其三，镖牛仪式。2010年，中断了数十年的茶祖节“镖牛”仪式也得到恢复，此后每三年一次，成为固定的仪式。仪式活动作为文化的载体，其恢复与重建无疑从根本上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生。

      （二）茶文化的经济带动作用
      芒田村的茶文化再造本质上是一种“地方性的生产”，是村民基于记忆与想象而建构起来的文化世界。芒田村在文化恢复中有意识地将民族文化和茶产业结合，有效地延伸了茶产业链。传统文化具有了现代价值和经济效益。近年来，每年来参加茶祖节的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场面颇为热闹，甚至吸引了东南亚等地的游客。2011年，芒田村获得“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称号。芒田村所在区域旅游热度持续增加，2017年国庆中秋假期天迈芒田景区接待游客2.42万人次。古茶园、布朗族茶文化因其特色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仅中央电视台就至少4次拍摄了芒田村的电视栏目。
      芒田村茶文化旅游的发展与茶产业形成了较好的促进关系。首先，茶文化提升了茶叶品味并规范茶叶生产。芒田村古茶的文化建构使茶叶消费在物质层面以外，更具有“符号消费”的特征。布朗王子、布朗公主、阿百腊（布朗语意：茶魂）等与芒田村布朗文化相结合的茶叶品牌相继注册。芒田村的茶叶价格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品牌溢价”，比周边村庄高出1倍以上，由茶魂树鲜叶制做的布朗王子茶甚至可以卖到每公斤600~800元。此外，不断重复仪式活动起到了凝聚共同体和规范群体经营行为的作用。茶魂祭祀不仅是一个仪式展演，还可以通过祭祀茶魂约束村民对古茶园的经营。
      其次，旅游业促进了茶叶的销售。旅游兴起后，当地村民在村里的交通要道和广场摆上茶叶和一些土特产、手工制品等，仪式活动期间茶叶的销售是平时的数10倍。茶祖节有来自全国各地前来订茶的茶商。一般茶农都在自家门前搭棚，摆放桌椅、茶几、茶具等，游客经过主动招呼其过来品茶，介绍自家的茶叶。旅游为茶叶现场体验、培养客户创造了机会。
      最后，旅游业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手工业等行业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商业的就业机会。芒田村有大小宾馆、客栈近30家以及大量民宿。每年的4月份旅游旺季，宾馆经常一床难求。民宿按照条件差异，包吃住每人每天费用在100~300元不等。村中诞生了阿百腊公司这样的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住宿、餐饮等为一体的村庄能人开办的企业。当地农家乐还开发了茶宴，包括茶花煎蛋、茶尖炒肉、炒茶籽、普洱茶煮米饭等。

      （三）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与村庄
      旅游的开发使芒田村由茶叶这一“产品品牌”（product-branding）发展到更大意义上“地点品牌”（place-branding）。芒田村旅游业与茶产业协同发展表明了乡村产业振兴中三大产业融合与城乡融合是重要的实现路径。通过发展茶文化旅游实现茶产业链的延伸，通过吸引城市人进村旅游提振乡村产业。实际上，有三种力量参与了芒田村旅游的开发。政府具有整体规划和资源整合的优势，着重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市场规范以及古村落、古茶园保护、招商引资等。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敏锐度和营销能力，着重于住宿、餐饮、茶产品运营和旅游品牌、旅游线路打造。为扩展旅游品牌，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的天联集团主要侧重于打造天迈山的旅游品牌。天联集团新建了茶祖庙、天联山庄、天联精品酒店等设施，构建观光、体验、购物、餐饮、住宿一体的旅游品牌。芒田村除了古茶园和古村落建筑外，活态的民俗展演如唱歌、跳舞、织布、祭祀茶祖等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仪式展演作为茶文化的载体，日益成为芒田村旅游中的亮点。芒田村旅游业发展中，形成了“政府+企业+村庄”三方既有分工也有协作的合作模式，共同促进了芒田村旅游业发展。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村民参与旅游接待培训，提升服务能力。天联公司、本地茶叶公司每年都会赞助民俗活动一定的费用。天联集团每年还会邀请一些名人参加茶祖节，并邀请电视台记者前来拍摄以增加芒田村的知名度。

五
结 论

      芒田村的产业发展实现了茶叶供给的优质化、茶产业链的延伸化、乡村环境的生态化和茶农生活的丰裕化。乡村产业振兴不是一步到位的发展过程，而是乡村在变动的内外部环境中不断适应调整最终实现产业做大做强的探索过程。乡村产业的发展路径应是多样化的，芒田村茶产业的发展历程仅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案例，但案例本身却能够反映中国欠发达农村地区产业振兴的可行路径与蕴含的潜能。从村庄内生型发展的角度，政府和相关部门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职能与作用方式应发生转变。首先，应转变将乡村社会和文化传统视为落后因素以及现代产业发展障碍的认知模式，积极倡导和发掘乡村传统中的有利发展的因素；其次，应改变由政府和其他部门代替村民决策甚至包办的发展方式，积极通过制度保障村民对村庄产业发展的决策权和自主权；最后，应扭转“重物轻人”的乡村产业发展支持方式，积极支持和培育乡村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内生型产业发展还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第一，发挥地方精英的能人引领作用。内生型发展中，农民居于主体地位。乡村能人的“创业精神”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推动力。芒田村5个大型茶叶加工厂、大的餐饮企业等都是由村庄精英创办的。在旅游业发展后，一些芒田村毕业的大学生也回乡创业，如毕业于国内某高校的大学生就回乡组建了乐队，改编和创作布朗族民歌，为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乡村产业发展中，高素质的人才是最核心的要素。要坚持本地培养和吸引村庄在外就业和学习的村民回乡创业，将他们在外积累的知识反哺乡村。
      第二，匹配产业发展与乡村优势资源。很多村庄都有可资利用的资源禀赋、特色文化等资源，要形成特色化发展的路径，实现特色资源的价值化。以自然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等为发展方向，有利于形成错位竞争优势和差异化发展，避免产业雷同。芒田村古茶园和布朗族茶文化造就了村庄产业发展优势。需要将外部需求和村庄优势匹配，延长产业链，融合三大产业，创造新产业、新业态。注重将地方文化注入产品，形成“文化+产品”模式，打造品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第三，发掘乡村传统的治理资源。在乡村产业振兴中，村庄传统的管理和决策方式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芒田村茶产业在初期“脱嵌式”发展后进入有序的发展阶段，乡村社会基于有效治理形成的规范性力量是关键。乡村熟人社会中的村庄文化、传统权威秩序、社会资本等都为有效治理提供了基础。村庄自治传统能够确保村民参与到村庄产业发展的决策制定和讨论中，如村规民约的制定、讨论等。在一些村庄产业发展实践中，基于自治传统基础上创新而建立的村民理事会制度对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作用。
      第四，搭建多利益主体合作的组织模式。内生型发展并不意味着仅靠村庄自身发展，而是需要多元利益主体参与，以风险防范和利益共享为原则，搭建合理的合作组织模式。芒田村茶产业的“大户+小户”联盟式发展模式，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企业+村庄”的协同发展模式在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需要通过制度将合作发展为共赢的模式，其中保障村民的利益是核心原则。曾有大公司想大规模流转古茶园，经村里会议讨论，否决了流转。如今，几乎每户都有人均数量大致相当的古茶树，村民成了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且有效避免了一些地区发展中出现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