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2018第1期

      摘要：2006年第一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时，中国尚无真正整体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研究著作。至2016年，已先后出版7部东方外交史研究系列丛书，作者来自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十年间，以研讨会为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尝试并实践应用新的编纂体例；走出了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形成了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前瞻性；研究者致力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发挥东方学者的主体作用，中国学者以更加自信的学术态度走向国际舞台。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基本确定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和意义。作为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东方外交史将成为研究和探讨东方历史、东西方交往史的更加有效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东方外交史研讨会；东方国家；中国

      作者简介：杨昕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俄国史、中俄关系史研究。

      自2006年10月中国第一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迄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已走过10年历程。10年间，研究者们注重学科基础问题的建构，基本完成了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界定、编纂体系确立、原则制定、理论构建、方法创新、时空定位等任务；密切关注现实，每年设定一个现实问题作为会议主题，先后讨论了“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东方外交与日本”“中亚与东亚”“东方外交与印度”等议题。同时，研讨会不断吸引和约请域外学者参加，据不完全统计，10年间共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近百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东方外交史相关问题的研讨，出版系列丛书。可以说，以研讨会为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逐渐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吸引多国、多地区学者参与的研究趋势。诚然，我们无法确定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始于何时，但我们完全可以以研讨会为中心，总结成就的同时回顾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厘清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四个基本问题，探讨中国东方外交史的发展方向。

      一、10年间国内外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2006年第一届研讨会出版的“东方外交史丛书”（一）的前言中写到，“长期以来，国内外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成果不多，虽然也出版了几部有关东方国家外交史的著作，但大部分是小区域外交史，或是国别外交史，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有的失之于过窄，有的失之于框架与所用材料过于陈旧，都不能涵盖东方国家外交史的丰富内容。即使是区域外交史，也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至今我国学者与研究机构尚未推出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东方外交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2013年，陈奉林在《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将2006至2013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总结为：明确了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内涵及理论方法,突破了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框架，扩大了外交史的研究领域，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和基本框架，开始了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等六个方面。
      到2016年，研讨会已经成功召开了10届，与2013年相比，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主要体现在：
      1.继续出版“东方外交史系列丛书”，即《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理论篇与实践篇、《印度崛起与东方外交》。围绕研讨会的不同主题，参会论文的专题性研究更加细化，研究时限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均有涉猎，研究内容囊括历史、外交、经济、国家安全、文化、移民和国家关系等多个领域，既关注到了英、美、俄等欧美国家与东方国家间的互动与交往，也关注到了中、日、印、韩等东方国家内部间的交流、合作与竞争。
      2.由思考和尝试创建东方外交史的编纂体例，转向实际应用新体例。不论是传统的对东方国家历史的研究，还是对东方国家的研究，现有的中西方研究著述多属国别史的纵深研究，鲜少整体横向研究，而研讨会自成立之初便是将东方国家视作一个“体系”，认为其内部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联系组合而成的。对这一“体系”，研究者可根据研究所需按国家、社会、宗教、民族、经济等多种方法划分出数个不同的小体系。但这种划分并不是简单的割裂，其所形成的小体系应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是“体系”内的一个分子。“总则为一，化则无穷”，方为体系。因此，新的东方外交史的编纂体例必须打破旧的按理论、历史、外交、经济和国别等划分的体例，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史观的、整体的东方外交史。这种新旧编纂体例的对比在“东方外交史系列丛书”的编排变化中可见一斑。如作为“东方外交史系列丛书”的理论系列，《东方外交史之发展》（2009）是按照总论、历史、外交、思想与文化、经济进行划分和编纂的；《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2013）则是按照东西方文化传统与外交理念、东西方外交理念在近现代的冲突、融合与演变而编纂的。同样是“东方外交史系列丛书”的专题研究系列，《东方外交史中的日本》（2013）和《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2015）等基本上都是按照古代、近代、现当代的时间顺序划分；而最新的《印度崛起与东方外交》（2016）则是按照中印外交、印度的外交战略及对外关系的体例编纂的。
      3.比较研究明显增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和传统，这些文化和传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淀形成了东西方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思想，并付诸外交实践中。只有看到这些不同，研究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国间、各文明间的相互交流、理解和适应。有鉴于此，近年来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开始注重东西方国家各自与形成外交思维有关的文化渊源、外交理念，注重对外交思维和理念作用下的行为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对各国文化传统、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传统及其与各自外交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注重跨文化、跨时空和跨区域的多方面研究和比较。
      4.走出单纯的历史研究范畴，研究内容不断细化，既关注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等微观领域，也研究外交理念和行为模式；既关注传统外交，也研究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文化外交；既关注资本主义兴起后，西方国家殖民政策、近代外交制度对东方国家的影响，也研究冷战后不断崛起的东方国家对其他东方国家的影响和西方国家的反应。
      5.吸引更多的中国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研究者、研究机构参与到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先后有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佛光大学、台湾淡江大学、台湾“国史”馆、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美国普渡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韩国檀国大学、印度中国研究所、印度德里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印度社会科学研究院、印度工商联合会、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俄罗斯国立西伯利亚联邦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新加坡南洋会馆等多家大学和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共同研究和探讨东方外交史，促进了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6.东方外交史研究更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符合当前东方国家历史变革与经济崛起的现实需要。
      （1）近代以降，东方国家长期被认为是停滞与落后的，是大国殖民与劫掠的对象，但是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如今中国、印度、东盟等多个新兴经济体，恰恰走的是一条与西方国家以殖民侵略方式崛起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和平崛起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外学者研究和关注，相关词语见诸报端，一系列关于中国崛起、印度崛起、东亚崛起、亚洲崛起的文章不断出现，并被人们所乐道。研讨会出版的“东方外交史系列丛书”之《印度崛起与东方外交》序言中指出：“当前，印度同东方其他国家一样，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成为地区性有影响力的大国。它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犹如烈火中的凤凰在涅槃中得到了新生，成为当今世界有影响的‘金砖’国家。印度社会发生的空前变革与外交所具有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已经受到了世界的瞩目。由于印度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人们研究的视角与成果也异见纷呈，多姿多彩。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以东方的印度为研究对象，从其历史渊源出发，提取外交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予以新的概括和总结，就其具体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尝试梳理出中印合作的空间及争议的问题所在，谋划建立中印之间常态化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从而为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外交服务，无疑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情。”该序言对印度崛起的评价，实质上也可以看作是从东方外交史角度研究东方国家崛起的原因和意义。
      （2）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愿与相关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一带一路”战略随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各种问题均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在2015年召开的第七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中外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一带一路”下的中俄经济外交、“一带一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等问题展开热议。事实上，“一带”与“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其一边是位于西太平洋地区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边是成熟而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两大经济圈虽远隔万里，但绝不孤立存在，两者既可通过陆路交流，又可通过海路来往。有研究者指出：“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以至与印度洋及欧洲相衔接的交通贸易圈。这个广阔的区域塑造了东方各国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以及国家关系形态。”这里所提的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圈及其与欧洲衔接的交通贸易圈是与“一带一路”相切合的。可以说，研讨会自举办之日起，就已经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纳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范畴当中；倡导既要研究东方各国的封闭与隔阂，也要关注其内部的联系与互动，更要重视其同外部的交往与磨合；提出了要以全球史的视角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东方国家间的合作与分歧，研究东西方文明间的差异与互动。可以预见，借助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东方外交史必会吸引更多人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中，从而丰富东方外交史的研究，而东方外交史研究也将会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展开提供更加扎实的理论依据。
      综上，10年间研讨会在东方外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特别是借助于研讨会，学者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讨论，对于一些东方外交史的基本问题（如东方外交史的定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与意义）逐渐达成了共识，促进了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发展。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东方外交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能在世界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

      二、10年间东方外交史学科的发展

      1.“东方外交史”概念的基本确立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我们常常讲求做事必要先正其名。东方外交史若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学术研究尤应如此。讲不清什么是东方外交史，就无法谈它的研究意义和价值，这样的学术研究也如无本之木，是无法长久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首先是关于“东方”一词的界定。一些学者从词义学探讨“东方”概念。《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将“东方”定义为“1.方位词。2.指亚洲（习惯上也包括埃及）”。“东方”一词，首先是一个地理方位概念，是与“西、南、北”三个方位词相对的概念，指太阳升起的方向，《诗•邶风•日月》写道：“日居月诸，东方自出。”就人类生活的地球而讲，为避免现实中将一个国家划分为两半，我们常将从西经20度起向东到东经160度止的半球称为东半球：陆地包括欧洲、非洲的全部，亚洲和大洋洲的绝大部分，以及南极洲的大部分；海洋包括太平洋西部、大西洋东部和印度洋。与之相对的为西半球。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东方”一词是相对的，是相对于话语者本身的，如在中国人心中，会将日本划为东方，将印度划为西方，近代以后，又将印度划入东方国家的范畴，而有时却又会按照发达程度将近邻日本与“西方”一词并列使用。这种概念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显然是受到欧洲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放弃了原有的“中国中心”论。但无论如何变化，概念都是人的意识对现实的反映，是一种认知。
      由此可见，在地理方位中“东方”是与“西方”相对的概念，这种相对性的认知反映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对国家关系的判定时，就出现了“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概念；而当人们以地理方位划分出国家后，结合这两类国家的历史经历、国力水平和国家制度，又赋予了东方和西方以新的含义。萨义德认为，“东方不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作为一个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说历史的——实体，‘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因此，这两个地理实体实际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对方的”。有学者将这种概念的转化解释为“东方”一词是具有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其中政治学概念下的“东方”是对应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在这种语境下，不论是东方国家还是东方人民，都是指被压迫、不平等和没有独立的国家、地区及人民，或者说是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提出“东方”一词的文化概念、历史概念和经济概念等。张旭东总结认为，“东方”一词已经不是单单具有某一特定意义的概念，而是发展成为空间方位、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一个综合概念了。
      也有一些学者从东方学角度看待“东方”一词，认为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国际上开始广泛使用“东方”一词，诞生于欧洲的东方学的研究对象是亚洲和东北非洲的各国文化等。受宗教、文化和地域因素影响，东方学中的“东方”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而是划分成了近东、中东和远东部分，实际中的东方学也主要是以近东居多。此种东方，地理上是地中海以东，文化上是与西方不同的自成一体的地区。虽然近代以后，出现了将东方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进行研究的转变，但研究目的仍是力求满足西方的现实需求，仍是为西方而存在的。在回顾了东方学相关著作后，陈奉林认为，“大部分著作是将北非的埃及纳入东方学研究的视野，这符合埃及与西亚历史、文化紧密相联系的传统”，而在肯定了这些著作将北非纳入到东方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后，他同样也认为这种扩大并不完全，因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日本、中国、东南亚诸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发生了最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日益活跃在世界历史的前台，这一切都为充实东方学提供了构建材料”。同时他认为，西方的东方学的发展不仅对东方学学科的整体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对中国构建自己的、有特色的东方学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东方空间范围的看法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不论是语义中的“东方”，还是东方学中的“东方”，均是一种与西方相对应而出现的概念，萨义德也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但如此界定和研究“东方”，便会陷入“欧洲中心”论中，会成为一种相对欧洲而言的实用研究；如果也以此界定“东方外交史”中的“东方”，就会受现实的西方化的学术规则影响，“东方外交史”就会成为一种被人为割裂成不同地区或国家的（尽管这些国家在地域上属于东方）外交史的叠加。基于这样的共识，参加研讨会的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外交史中的“东方”应是亚洲和非洲（特别是北非）比较恰当。
      2.东方外交史研究对象的定位
      既然东方外交史中的东方是指亚洲和非洲（尤其是北非），那么其研究对象自然首先是这一地域内的所有国家。但也并非只能是这一地域，与这一地域发生关系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成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对象，只不过要研究的不是这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而是它们与东方的关系。如此强调东方是一个整体地域、东方外交史研究要有地域原则，是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东方各国对外交流的成就，各个文明体间的相互联系、互动以及内部循环机制。我们认为，强调地域原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域内各国相互作用与影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过分强调外来因素的作用”。这一地域人数众多，面积辽阔，各区域间不论是社会形态、文明类型还是经济水平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各国交往虽受到这些差异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却从未间断。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东方外交反映了东方世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历史文化上，北非不仅是埃及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在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中，对东西方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甚至应该视情况将研究空间延伸到东方国家与非东方国家的历史空间上，例如，以埃及为中心的‘埃及文明外交圈’国家和以西亚为中心的‘阿拉伯文明外交圈’国家与西方国家有着丰富的外交历史”。正如前文所述，东方外交史研究中的“东方”是一个内部按照一定秩序和联系组成的体系，因此这种秩序和联系也应成为研究的对象。
      其次，外交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国家主权的活动，因此东方外交史应将外交作为研究对象。韦德星提出，“将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广义上的外交’或具有相应时代性的‘外交’上，将其空间定位在‘亚洲和北非地区’，将其起始时间定位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同时，东方外交史绝不是简单的、每个国家外交的叠加，而应是将东方国家视为整体，在把握整体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正如研讨会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东方外交史之发展》所说：“我们认为，国别史不能代替东方外交史，应该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研究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重大外交事件，从众多的外交活动当中提取和发现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主题，从而使各国外交从根本上和整体上有机地联系起来，既照顾到东方国家的整体性，又不忽视每个国家的多样性特点。”
      冷战结束后，学者们开始关注国际间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内容，逐渐扩大了外交史的研究范畴。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中将外交定义为：“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现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对外政策决定一国外交的不同性质、内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态的外交。……各国间议会、军事、经贸、科技、文教、体育以至地方间的官方来往，以及旨在‘以民促官’被称为 ‘民间外交’的民间来往日益频繁，成为外交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补充。这些往来属于广义外交范畴，同样以实现对外政策为目的，并受内政和综合国力的制约。”因此，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对象也应不仅是政治外交史，即人们通常认为的国家间的政治活动，还应包括国家间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往来，甚至包括虽是民间的、非政府间的，但对国家关系产生影响的人员往来、文化活动等。
      有学者指出，“东方外交强调的是一个整体行为，关注域内与域外跨民族、跨国家与跨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员的交流互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官方活动”。张旭东认为，东方外交史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东方外交史’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北非）国家以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行为在对外事务中行使主权，以处理与他国关系，参与国际事务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是研究亚洲和非洲国家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部长及其他正式授权的外交代表以及以国家、政府、外交部及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名义从事诸如谈判、交涉、访问、会晤、发表谈话、发出外交档、签订不同形式的条约以及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等对外活动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即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北非）国家外交活动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广义的‘东方外交史’还包括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北非）各国间议会、军事、经贸、科技、文教、体育以至地方间的官方来往，以及旨在‘以民促官’被称为‘民间外交’的民间来往的外交活动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即研究亚洲和非洲（尤北非）以国家名义进行的一切外交活动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张建华将东方外交史划分为“内史”和“外史”两部分，认为“如果将东方外交史看成是一个微观史学与宏大叙事结合、实证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跨国别与地区和跨学科的大历史的话，它可视为东方国家历史的‘外史’，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和文化的历史可视为东方国家历史的‘内史’”。
      最后，关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时间上限，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时间点，但他们均认为，既然外交史是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对象，因此只有作为外交主体的国家出现并且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交往后才可以讨论这一问题。一般认为，东方外交史应开始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因此，韦德星认为，东方外交史的时间起点应定位在早期国家形成阶段。张旭东认为，东方外交史的起点应定在16世纪。对此，陈奉林认为，“前者对东方外交史上限的确定似有过早，因为早期国家毕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国家，更不同于近代的国家，那时的外交活动极为有限，外交方式也相对简单和原始，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区域性国家关系体系，更没有形成国家关系体系的核心力量。如果以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又为时过晚，这实际上等于忽略了东方国家长期的丰富的外交活动，换句话说，即等于在16世纪之前东方国家没有外交。显然，以民族国家形成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实际情况。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西方政治学的概念，是欧洲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是根据欧洲的历史得出的经验。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既符合东方外交史实际、又能体现东方特点的上限来”。考虑到东方国家发展轨迹的特殊性和实际情况，陈奉林“主张以东方国家进入封建时代作为东方外交史的上限”。
      3.东方外交史研究方法的界定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信息共享和资源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只使用或者独享某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已经成为必然。“虽然可以从外交学、历史学、东方学这三门成熟学科中借鉴一些方法和理论，但是，如果东方外交史要想真正‘独立存在’，仍旧需要确立属于自身的理论和方法。”
      作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平台，研讨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一直主张加强东方外交史的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宏观研究方面，陈奉林主张要将东方外交史研究置于大历史的框架和背景之中，要着力研究那些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选题，要推动研究资源从分散走向聚合。他的《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从东亚区域意识到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对东方国家历史进程的再认识》等均如此践行。研讨会也将“以大历史的视角编写东方外交史”作为自己的宗旨，许多参会论文都是以这种大视角撰写的。
      微观研究方面，将研究的视野扩大至东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人文与文化交流等内容，研讨会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实践篇”所收录的论文着重考察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软实力”在外交中的实际运用、产生的影响，以及互动关系，“通过个案的分析，检视了东西方文化传统对外交实践的渗透、影响和贯通”。同时，东方外交史也注重国别史研究，先后召开了东方外交与日本、朝鲜半岛和印度等专题研讨会。
      比较研究方面，研讨会专门出版了系列丛书《东西方文化与外交方略比较》的“理论篇”和“实践篇”，“其课题包括在西方冲击下中国、日本、印度及伊斯兰国家反映异同的比较；古代中国、印度、埃及外交起源和演变的比较；西方外交体制、惯例及其对东方各国影响的比较等等”。
      东方外交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其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虽然东方外交的理论和历史悠久，但研究者自身和研究中使用的理论范式仍然会受到西方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影响，如何在今后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中既能借鉴西方理论的长处，又能规避西方中心论，创建适合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反映东方话语权的研究方法，仍将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难点所在。
      4.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一直以来，不论是亚里士多德、伏尔泰笔下的东方，还是以近代科学方法分类研究的东方，“东方”这一概念（包括“近东”“中东”“远东”等概念）本身就是与西方相对应的，包含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色彩。“对许多（尽管不是全部）欧洲中心论观点来说，同样关键的是，它们并不认为东方也有同样的发展历程。东方被构建为次于西方的、与西方对立的他者。”萨义德甚至认为“东方是虚构的”，“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主体”。不可否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是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东方学的发展。但是，“东方学强化了欧洲或西方控制着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这种认识，并且为这一认识所强化。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步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急遽扩张的时期相吻合”。因此，我们所读到的东方，不过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或者说是西方世界中的东方。长期以来，西方人写外交史，往往把东方外交史写成以欧美为中心的外交史，写成西方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并不能全面反映东方国家的真实情况，并且由于个人治史套路、基础、语言、观点、兴趣的差异，对东方外交多有“只见树林，不见森林”的情况。韦德星认为，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东方文明古国、大国，特别是在中国重新崛起而各种试图解构中国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际，科学地认识东方外交的历史，具有学术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双重重大意义。谢丰斋曾在“首届东方外交史研究前言论坛”上发言指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是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正在上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也在回归，对东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二是有助于拓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
      他者视角固然重要，但随着东方国家的整体崛起，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度过了国家重建期的东方国家正逐渐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动力，东方外交在人类交往中日益占有重要位置，东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东方文化的独特性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若要完整准确地了解东方，不仅要倾听他者话语，更要倾听东方自身的声音，因此“东方学者必须置身其中，发挥主体作用，根据历史实际情况对既有材料进行组织与取舍，构建新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框架与理论分析模式”。而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听到东方国家和东方学者的声音，打破西方学者对东方国家的误解和曲解；增强东方国家主体意识，重新审视和思考外交史，打破西方理论与思想独霸的局面。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加深加快，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由西方国家扩大到东方世界也是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和走向深入的必然。

      三、小结

      东方外交史是东方之历史，也是东方人之历史，这一点不应只体现在要把整个东方地区、东方国家和东方民族纳入到东方外交史的研究范畴，同时也应体现在作为东方外交史的研究者，东方学者应有自己的话语权和理论架构。而这种话语权，一方面来自于东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创建一系列能够让东方学者向世界发声的平台。“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无疑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其10年历程，见证了中国学术的重新定位与更加独立，见证了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从分散走向整合，也见证了中国学者以更加自信的学术态度走向世界。
      任何学术研究都无穷尽之时，东方外交史更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10年间，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虽然研究者们厘清了一些基本问题，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关于东方外交史的研究原则、编纂体例等。虽然我们一直呼吁和倡导应探索撰写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东方外交史著作，但遗憾的是这一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我们常习惯说把问题留给时间，东方外交史的许多问题我们也确实要留给时间去解决。这不是推诿，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和自信，即随着东方国家的崛起，随着东方国家整体回归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东方外交史必将成为研究和探讨东方历史、东西方交往史的更加有效的研究范式。我们认为，开展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趋势下的外交史研究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它以东方国家的发展作为深层次的原动力，明显地带有总结历史经验以济世的功能特征，将为国家发展提供一部信史与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