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积淀，具有意识载体的功能，反映着这一地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民俗习惯能够形成相对稳定的民俗审美，固有的民俗文化活动决定了民众的审美范式和审美实践。萧红凭借对民俗文化特有的敏感和艺术直觉，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详尽地刻画了东北的地方民俗风情，给予了这块有着历史深缘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文化的剖析，使对该地民俗风情的认识上升到了地域文化的高度，从而达到了乡土文学的高峰。对于萧红笔下民俗文化的审视，是其丰厚内涵的审视，需要我们在现代性的视野内，分析其外在的审美表现症候，捕捉其审美特质。
      一、民间信仰——萨满文化
      20世纪我国东北地区人民的信仰习俗——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土著的民间宗教形态，古老而有影响力，民间称之为“跳大神”，即在野祭时必须和着音乐旋律，模仿要祈请的动物神灵的姿态和舞步，突出它的舞蹈功能和特性。萨满的舞姿为当时寂寞荒凉的东北人民带来了清新悦目的艺术享受。东北民间常讲：“强萨满赛过名戏子”，“宁看跳大神，不瞅大秋歌”等，即是萨满跳神主观娱神、客观娱人的现实反映。在《呼兰河传》中，萧红以大量篇幅对跳大神的场面、过程和人们竞相观看的情况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述，揭示了借跳神以祛病消灾的荒诞性，同时也肯定了其存在的世俗实用功能及合理性。在她的作品中，把跳大神和封建愚昧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揭示了东北人民在长期落后、封闭的生存状态中迷信巫术，愚昧麻木的生活面貌。但在潜意识中也流露出了对萨满教的一种复杂的感情倾向,她在对萨满教持否定态度的同时，也在不自觉中投入了自己的热情，详尽细致地描写了萨满教活动的场面。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条件下，萨满歌舞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在观看萨满跳神的过程中，体味和领悟到人生的欢乐与生活的美好；通过特定的仪式，祈求主宰人生祸福的神灵保佑，满足某种愿望。这个专门介绍呼兰河民情风俗的章节，精彩地再现了萨满教活动的生动场面，以及百姓对它的痴迷和沉醉的具体情状，说明这种具有观赏的审美价值的萨满跳神，逐渐形成为一种群众娱乐文化传统，融入东北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蕴涵着东北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取向，并演绎为一种文化心理，左右着民众的精神气质和情感向度。
      二、娱人娱神——节日习俗
      节日民俗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域、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萧红的笔下描述了东北诸多的岁时节令习俗，具有地域文化内涵。如，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述，这里的节日大多是为鬼神而准备，跳大神是因为有鬼在作祟，唱大戏是唱给龙王爷听的，七月十五放河灯，是让鬼顶着灯去脱生、四月十八也是烧香磕头的祭鬼。随着节日习俗也衍生了一系列活动，祭鬼神的同时也丰富了民众的生活，如狮子、龙灯、旱船等等，花样繁多。可见，这些盛举是东北民众进行自娱自乐式的民间狂欢，是依赖鬼神形象而进行的自我救赎，这些意象洋溢着东北大地粗粝、原始的豪爽气息，是娱神也是娱人，是对平日辛苦劳作、单调生活的一种调节，它起到了沟通民众、平衡社会的作用。萧红以其个人的情感及生活体验，来解构这些节日的盛举，通过意象的丰富内涵敞开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以及对个体生命的独特思考。在萧红笔下的许多祭祀活动已经由一种原始的崇拜转变成世俗的需求，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原始的艺术形态已经土崩瓦解，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文化的衍生物，庙会、野台子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世俗化的节日活动，在原始的歌舞仪式和各种娱乐活动中，使人们感受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群体的认同感，这有利于培养民众的社会“团契”精神。“因为优秀的民俗审美文化能够融合社会集体理性价值观和地方性个体感性生命与情感形式为鲜丽的审美形式外观，成为地方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休闲和娱乐形式，使民众享用其中而不问缘由”。［1］可以说，民俗审美文化作为一种鲜活的地方性文化范型，其现代性价值就在于其通过丰盈的审美内容和多样的审美形式重新唤回对地方优秀民俗审美文化的价值体系与情感信仰，建构当代东北民众的生活审美风格和人生价值理想。
      三、人生礼仪——婚丧嫁娶
      婚丧是人生命中重要的两个转折点，婚姻标志着人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丧葬则标志着人生旅途的完结。萧红巧妙运用了东北民间的婚丧习俗，借此让我们感受到浓厚的黑土风情，也看到了在东北地域文化影响下的人性本真与生命状态。萧红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审视文化的现象，对婚俗的描写，是多重的、多侧面的，既有强烈的写实性，又有丰富的审美艺术性。《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是传统婚俗陋习的代表，封建礼教及伦理规范酿成了“团圆媳妇”的悲剧，透过对古老民风习俗的描写，控诉旧社会所给予妇女的不平等生活以及她们的低贱的社会地位，痛惜地指出了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又以老胡家的大孙媳妇的出逃，预示了这种礼规陋俗中人性的觉醒和反抗的必然趋势。“指腹为亲”也是这里的一种婚姻方式，在《呼兰河传》中，萧红谈到男女还没见过面，婚事就给双方父母决定了。有的男女两家的公子、小姐都还没生出来，就给定下亲了。萧红作品真实呈现了东北婚俗文化的多样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俗在封建传统道德的遮蔽下，遏制了婚姻自由的向往和追求，造成人们精神的萎缩和退化，残害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悲剧给人产生悲哀的感觉，但同时，它又给人产生力量的感觉。这种悲哀与力量的混成感觉，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悲剧精神。它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2］萧红将对生命悲剧性的感叹，寓于民俗描写的字里行间，带给我们悲凉、沉郁的审美感受。丧仪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俗形式，它宣泄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提高了人们应对不幸的心灵承受力，实现对生命的更高境界的理解。黑土地上的丧葬习俗也很特别，生的人不管如何贫穷，死后是不能再受穷的，《呼兰河传》中“扎彩铺子”里应有尽有，“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大银山，小至丫鬟使女、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信，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3］这样看来东北人对于死人是极其重视和慷慨的，大概是安慰他在阳间受了太多的苦，属于一种补偿心理。虽然对于死人的重视和对于活人的漠视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使研究者们都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东北民俗，但是东北人民对阴间的期望也衬托了活着的无奈和可悲，那里生活的优裕和富足让穷人看了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报庙也是东北丧葬习俗中重要的一个步骤，《生死场》中“后村的庙前，两个村中无家可归的老头，一个打着红灯笼，一个手提水壶，领着平儿去报庙。”［4］所谓“报庙”，就是家里死了人到庙里报告阎王一声，以便在阴间给他留一个位置，这些具有民俗色彩的描写正是众人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和不幸最大限度的消解，直至最终通过艺术审美化的过程使我们一下子走进了底层文化之中，和他们同喜同悲，品尝着生命本身带来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也正是在萧红作品中我们能触摸到的草根生命的无奈和神圣。
      结语
      萧红作品中的民俗世界是一个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诗性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性还原，从东北农村匮乏的物质生存条件到娱人娱神的精神文化生活，她的文字对受客观条件制约而无法自主的乡土人生倍加关注——人们在不知不觉地扮演着传承民俗文化的角色，重复着本民族世代相袭的传统习惯，从而构成了稳定的民俗审美场域，决定人们的审美范式和审美实践。萧红从黑土地上获得了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情感积淀，真实地展现了东北地域的原始风貌和风土人情，为我们认识与研究当代东北民俗文学、民俗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丰富多彩的东北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萧红的创作倾向和审美情趣，大大增强了萧红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文化意蕴，这些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对提高和强化作品的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萧红笔下的民俗文化形态经由其对现实民间世界体验而来，具有浓郁的悲情色彩，真实再现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民间生存中所蕴涵的强悍生命力，呈现了民间文化形态的生存逻辑、伦理欲求和审美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