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能进入文学史，必须要以某种有价值的姿态参与到文学史的建构和发展之中，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这个作家的出现给文学史带来的崭新素质与历史性超越，以及这种素质和个性在一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示范意义和深广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她的文字在诸多方面拥有着无法复制的历史意义与永恒的艺术价值。萧红的创作是中国现代启蒙主义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话语是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严肃的自我反思和反省意识，它是涉及具有实践意义的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精神源泉和价值尺度。萧红是中国现代启蒙话语发展的重要一环，缺少了她，对中国现代启蒙话语内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探讨则无法充分展开。众所周知，鲁迅对萧红的影响十分的巨大，而且在精神指向上，二人对国民性的思考也多有交叉。但是从思想来源上讲，应该说萧红自觉的启蒙意识的主体并不是源自于鲁迅，而更多是从自我的精神结构中衍生出来的。鲁迅的国民性话语主要是西方文化价值参照下的自我反思，而萧红文学的文化批判力量更多是来自来于对地域性文化背景和战争状态下人的麻木、卑微、粗鄙的生活形态的强烈体认。如果说鲁迅的启蒙是一种文化实践的话，萧红的文化批判视角则是一种生命实践。相对于文化实践，生命实践虽然缺少思想的光辉和理性的深度，但却充满了日常经验和个性感受，更具细节与生命力。《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等作品显示了萧红生命实践特征的启蒙思想的鲜明特征。萧红在“五四”退潮之后仍然以一种独特的姿态坚守在启蒙的行列，实属难能可贵。
      萧红的地域性书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坐标。地域文化是文学扎根民族文化特定形态，挖掘民族潜能，拓宽文学想象边界所凭借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与途径。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域外文化的冲击而引发的思想解放潮流和外族入侵而引发的救亡图存思潮的强势制导，文学创作一直呈现出整体性、潮流性的特征，文学的时代精神挤压了地理表达的空间。虽然现代文学中不乏乡土文学，但乡土世界往往成为现代意识和政治观念考察和反思的对象与模本，地域景观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多被遮蔽。萧红在作品中处处流露自己熟悉的乡野经验与边地记忆，对东北地域的原始风光、方言俚语、民俗事象，以及生活化的地域生命形态给予系统而全面的描绘，努力发掘既封闭保守又粗狂坚韧的东北文化的精神品格，充分凸显了身处本土地理文化情境之中的主体性的审美文化反应。以萧红为首的“东北作家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版图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文化和新文学发展中南方籍作家挑大梁和东北文学发展滞后性的尴尬局面，使东北文学在新文学史的地理分布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并对其后的东北地域文学的创作起到原型和示范的作用。
      萧红文学的女性意识在文学史中独具一格。女性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学史现象。它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借助西方的人格觉醒和个体尊严等现代思想力量孕育而成的追求女性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性别权力意识。女性主义思潮使文学创作出现了独具女性特征的伦理内涵、审美气质和价值机制，拓展了文学价值和审美表现的空间维度。摆脱男性权力的历史制约，维护女性尊严，寻求女性解放是萧红文学创作的一个显在的价值追求。在《小城三月》中，萧红通过对“林黛玉”式的人物“翠姨”的塑造，将边域小城中追求婚姻自由，摆脱父权枷锁的女性心理世界诠释得淋漓尽致。《手》中，萧红以第三人称视角叙写了边缘女孩王亚明被排斥，无法获得自尊与安全感的生存处境，这种处境恰是女性在男权社会金字塔底部真实境遇的贴切转喻。萧红不但极力揭示两性秩序和权力等级中性别的不平等，而且在文字中还努力回避女性之于男性的感情。在《北中国》、《旷野的呼唤》、《看风筝》等作品中，萧红虽然意在表现战争中个体的牺牲给家庭带来的残缺与苦难，但是在尝试这一主题的时候，萧红却弃当时小说创作中“寡妇丧子”、“寡母思子”等主流模式于不顾，反其道而行之，表现在丧子事件中父亲情感的疯狂、软弱、无序，从而隐晦曲折地表达了她对将自己的生命与情感全部倾注于男性身上的妇女的反感与疏离。萧红的女性意识不但强烈而且特别，她不像丁玲、卢隐等人那样用自传体展现城市知识女性的敏感阴柔、悲悲戚戚的情感处境，也不像张爱玲那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情感关系来透视两性秩序中女性的挣扎与迷失，而是以底层视角与平民意识来审视在粗犷大地上失语的农村妇女在男性秩序的荒野中混混沌沌的生死和卑微的周遭，字里行间有着沉浑强悍的傲骨和男性化的英雄主义风格，浸渍着精神主体毫不屈从退让的焦灼意志，这在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本中自成一格。
      萧红的文学作品具有生命洞察的敏锐和人道关怀的深度。一部文学作品只有具有普遍人性的深度和对人存在的永恒性的价值悖论的关照，才能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和认可，才有可能不沉于时间的渊薮而获得经典的品质与地位。而与历史范畴中的特定思想和特定时代精神捆绑过于紧密的文本，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随着与其连构的思想的失效与时代的逝去，其文学价值会越来越小。萧红在作品中就努力挖掘存在于历史时间和自然秩序中人的被动性的命运体验和悲剧处境，她的作品很多都可以看作是展现人类共通性命运的悲剧寓言，如在《呼兰河传》中“我家的院子是荒凉”作为段落的发起句反复出现，成为人类存境遇的凄婉象征。《红玻璃的故事》则表现了日常经验无法言说和解释的神秘宿命。《生死场》也涉及到了死亡、时间等自然秩序对人的制约与禁锢的主题。萧红的文学创作对人生存状态的关切，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生存境遇的警惕性思索，都涉及到了超越时代、民族、阶级立场的具有普适性的人的精神和命运拯救的终极问题，此种蕴含的种种深刻性和普遍性已经与人的本质性的处境和感受相契合。萧红文本中深蕴的人类学内涵恰是其文本在未来时间中与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艺术成分中的超稳定性结构，也是其文学经典价值的主要部分。
      萧红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萧红的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争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萧红小说的行文采取了当时文艺创作中十分罕见的散点透视的方法，整个小说没有中心线索与因果链链接明显的内容结构和错综纠葛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当时主流现实主义艺术规范中那种常见的高潮迭起的价值冲突，而只是一种故乡记忆的流露和自我经验的编排。此种不拘常例的叙事风格在当时被视为是布局谋篇不甚成熟和行文冗赘的表现。鲁迅先生就认为《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1］，《呼兰河传》也被评价为“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今天看来，萧红曾为人诟病的地方，恰是新的文学风格的开始。任何文艺形式都有反映现实、结构现实功能，任何文学形式都是为作家表义实践活动提供模型与图式的。萧红创造的集散文与小说特征于一体的文体，既容纳了双方各自的艺术处理方式，又有效的协调了叙事与抒情两种意识、语言、结构之间的关系，使文本逃脱了格式规则的种种先验限制，生成了新的文类秩序和文本张力，在张力中，客观世界被无羁、舒缓的主观情绪所驭使，多种叙事视点参差和谐并存着，并可自由转换，依靠它，萧红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空间记忆”和“回忆诗学”的象征体系。用自我总结出来的艺术法则来诠释自我的心理样式和历史体验，反映了作家不苟时尚的创作心态和冲破规范的探索精神。萧红独特的文本实验激活了文学创造的内在活力，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认识和文学的再生产，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成熟。
      以生命实践为特征的启蒙立场的坚守，具有地理坐标意义的地域风格的开创，粗犷而悲壮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对生命悲悯的人道主义关切，文体创造的自觉与实践，是萧红对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也是其文学创作经典价值的核心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