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民族命运，很容易使地域性和民族性叙事成为文学的主调。萧红出生于1911年，是辛亥革命的同龄人，寂寞的死于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的香港，成为国破家亡的孤魂。可以说，萧红一生的个人命运都与这三十年来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纠缠不能分割。时值萧红诞辰百年，重新思考萧红创作带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是对于逝者最好的纪念。
      萧红最初是作为“东北作家群”的命名而被纳入到文学史的，这使萧红的个体生命获得了“群体性”的依托，也标识出了萧红创作的地域性身份。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研究中，在这种革命性叙事的烛照之下，萧红的创作被叙述成了以家国命运为线索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写作。因为《生死场》的民族性的叙事和鲁迅的评价，早期的萧红被作为“最早反映东北抗日生活的青年作家”，获得了进入革命文学史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一评价体系的作用，萧红因其后期创作的《呼兰河传》、《马伯乐》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斗争与阶级斗争，而被指为思想退步，远离当时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需要。以这种思想主导的评价，很长一段时间规约着文学史书写中对于萧红的评价。
       这种“群”的视角的关照，与当时的历史语境是分不开的，它有机地凝集了萧红的东北地域身份与其创作时期的民族主义因素。1935年《生死场》发表之后，萧红获得了上海文坛的关注。鲁迅先生在《生死场•序言》中称，作品“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当时是将其视为一部“文学与功利”相关的作品的，也就是与时代背景起着极为密切的关联。1936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生死场》被当做双方论战的依据。就当时的文学批评来说，《生死场》所带来的轰动效应，与其时中国所处的紧张气氛是分不开的。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使得人们轻而易举地将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村大地联系到由外敌入侵而失去的那片广袤的东北大地，将作品中所写面目模糊的人物联系到被压迫被奴役的广大同胞，因此这本小说在历史语境中更多的是激发了当时广大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由此，《生死场》被作为左翼小说、抗战文学，萧红也被评价为反帝爱国的女作家，而进入了革命话语体系所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之中。这是从历史的语境来看，萧红作品之于民族性的意义。
      鲁迅曾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萧红作品中的地方色彩可以说是非常浓重的。萧红善于写北方大地上生活的农民，以至于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将萧红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可以说，在萧红的笔下农民成为了其作品的绝对主角。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乡土的文学，古老大地上数千年的因袭滞重使得20世纪的中国文学依旧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对于萧红的小说创作来说，黑土地的印记大抵自萧红创作伊始就深深植根于其中。东北地域特色和黑土地文化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是一种先验性的存在，而无须作家的主观调动，自会或多或少予以流露。萧红生在呼兰这样的小城，小城相对于农村和都市而言，是沟通着二者的中间地带。所以，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萧红的创作一方连着不为现代文明所开化的农村大地与农人们，一方面又连接着受封建文化毒害至深的麻木守旧的呼兰河城里的芸芸众生。我们也就明白了萧红何以能够成为苍茫大地上农民的代言人，又何以能够对传统文明戕害下的乡亲们进行如此深刻的描绘。
      鲁迅曾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话语道出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某种内在关联，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单一取向的命题。如果说历史语境中的萧红作品中的民族性体现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的话，那么在当下语境中，萧红作品中的民族性则具有双重的复杂体现，这种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萧红对于国民性中的弱点进行的批判；一方面表现为萧红对于中国大地上顽强挣扎的农民的赞美。民族性应该既包括民族品格的优秀部分，也包括民族品格中的弱点和缺陷，也就是说对于民族性的精神实质来说，既有生长性的因素也有萎缩性的因素，萧红的创作恰恰就是以此为指归的。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萧红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特色。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萧红都对复杂的民族性予以了丰富的描画。一方面是人们死水般的生活：忙着生，忙着死而灵魂麻木却不自知；充当着刽子手一样的看客却毫不知晓并以此为乐。另一方面却是人们对于生的坚持和死的挣扎，即使受着自然和人类的暴君的残暴奴役而依旧顽强的生存下去的生命力。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本质是善良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官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最强的一个——强的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1］。这种对于民族性的处理，显示出作家在民族性建构中的冷静而客观的态度，不溢美，不隐恶，既不是狂热乐观的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妄自菲薄的自怜者。这种生长性的态度对于当下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总之，民族性在萧红的文学世界里是一种完整意义的。
      在当前世界文学的全球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萧红作品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呢？人性的书写是萧红创作的一个核心思想。不论是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中写到的那些饥饿、流浪的体验，还是小说《手》《小城三月》《后花园》中所表现的那种肃静的悲悯，以及诗作中所表现的萧红内心的焦灼、煎熬与挣扎，这些无一不是基于萧红的切肤的生命体验。萧红不是鲁迅式的思想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哲学，但正是凭着灵魂的独舞与躯体的受难，萧红实现了思想上的形而上的超越。萧红的写作透露着一种生命的哲学，乃至一种佛学意义上的大彻悟与大悲悯。有了萧红的彻悟，才有了《后花园》中冯二成子的顿悟；有了萧红的彻悟，才有了《红玻璃的故事》中王大妈的顿悟；有了萧红的彻悟，才有了《生死场》中对于无可逃脱的生死轮回的发现，才有了《呼兰河传》中对于生老病死的平静如涓涓细流的几近无言的讲述。萧红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与悲悯情怀是非常明显的，即使萧红对于人的劣根性也有着嘲讽的批判，如以讽刺的笔调对待那些麻木的看客们、对待抗战时期的逃难专家马伯乐。即使如《马伯乐》这样的作品，萧红在其中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其中主人公进行了夸张的描写，却还是能从其中读出萧红那种淡淡的哀愁，萧红之意并不在丑化这样的人物，而是觉得即使可悲如此，仍然是一个“人”，作家并不能因对其持批判态度而泯灭其笔下人物“人”的尊严，而肆意使其成为读者嘲笑、厌弃乃至唾骂的对象。
      萧红作品中所描写的中国东北的农村和小城中人们的生活，正体现着人类的“动物性”的生存状态以及灵魂的缺失和精神生活的贫瘠，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人类生存状态某一层次的深入刻画。而萧红在这刻画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与悲悯情怀，以及建构在作家个人生命体验层次的形而上的哲思，诸如对于生死轮回与生老病死的彻悟，则直指文学中的人类精神的终极命题。生殖与死亡，人的愚昧与尊严，生存的挣扎与灵魂的缺失，生老病死与时空轮回，人生漂泊与故乡回归……这些萧红曾经表现过的主题无疑具备一种人类性的内质。在1937年《七月》杂志的一次讨论中，萧红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的写作是对着人类的愚昧。”［2］事实上，萧红的这种认识正体现着“文学家应具有或隐或显的‘为人类’的主体归属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其创作中,即表现为在作品中渗透着萧红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博大情怀和对悲悯意识。这种人类性的关照，不仅对当时的人们施以影响，更在一个永恒的层面启示未来的人们对生命过程进行终究的思索。也正是这种魅力，使得萧红的部分作品获得了经典性的品质。
我们说，在萧红的创作中，地域性对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先验性影响，它深深化入萧红由个人体验出发对于民族性的复杂思考之中。而萧红思想中所体现出民族性的复杂使得其与世界性发生着本质的内在关联，并且具有了一种当下的人类价值，这是萧红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丰富性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这也使她融进了人类文学的历史之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人和民族的人类性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