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勤于变换写作手法的先锋性实验派作家，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常有出人意料之笔。萧红从由鲁迅作序、胡风写读后，发表《生死场》以来，她的结构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结构不坚实”的微词，而她却逆势创作了短篇小说《手》、《家族以外的人》、《小城三月》，结构完美地无可挑剔。40年代，茅盾掩饰不住对《呼兰河传》的溢美之情，称其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新时期，杨义则进一步将她的小说定位为“诗之小说”，称其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通观《呼兰河传》，可视为上述观点的经典之作。然而《马伯乐》，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诗之小说”。她并不专攻诗歌，可《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堪称鲁迅悼诗的经典：“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弔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1］1191她与塞克等人创作抗战戏剧《突击》，集体融入了戏剧抗战大潮。两年后，居港创作的默剧《民族魂鲁迅》，大胆的构思和标新立异的手法才更像萧红的创意。萧红不拘法度的探索性思维，始终困扰着萧红研究者。
萧红生活的时代，文艺的现实主义颇为流行。文艺在“全民抗战”的主流意识形态下向“宣传性”、“大众化”、“战地化”转型，对作家艺术家的要求是“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到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 ［2］，此种风气之盛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写作自然立在潮头。萧红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完全处于自由开放的探索性状态，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而且是足够的智慧和胜算的把握。通观她的文学创作，萧红所崇尚的是鲁迅杂文的自由境界，“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于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1］，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正是萧红颇为追求的。
萧红于现代文学史的特殊价值在其永远变换的文学创新。在她貌似通俗的文字底下，究竟潜藏了怎样的文化基因才导致了萧红乐此不疲地试验着，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索解的。研究萧红创作的开放体系，有一关键环节尚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即萧红早期的国际化以及她与国际接轨的文化自觉。因循其生活创作的细节将此面纱揭开，似可解决萧红崇尚创作自由且坚持独立作家姿态的来路。
一、哈尔滨：萧红国际基因的生成
萧红生于辛亥年，中国帝制倾覆、共和推出，是个改朝换代的年份。然而早在她诞生之前，这块土地就已染上了殖民色彩。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跨越三省的中东铁路以长春为界划为南满和北满，北满仍归沙俄掌控，南满则由日本宰制。清政府为制衡沙俄和日本，在东北全境展开“新政”，对外开放商埠地。北满重地哈尔滨作为中东铁路枢纽，迅速崛起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商贸中心，国际商社、洋行云集，不同肤色、操持不同语言的侨民和移民，纷纷涌向“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同时，由于十月革命后，哈尔滨处在国际共管与移归中国争论之中的中东铁路附属地，俄国卢布、日本金票、中国银票混杂使用，更使多种语言夹杂的日常生活添上变幻不定的“国中之国”色彩。
萧红的文学创作基因有一部分来自其祖父那里的传统文化，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哈尔滨这个国际化程度极高的大都市。到哈尔滨读中学、结交同学朋友、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塑造社会化人格，都使萧红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尤其在文坛闯荡后，加入“维纳斯画会”、“牵牛房”、“星星剧团”，每天都与诵诗、画画、写小说、编演戏剧的城市文化人打交道，很快就熏染上文化人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萧红逐渐形成了三种文化选择，乃至基因倾向。
1.修习俄语。哈尔滨俄国移民众多，为交际方便，一般中国人都会说几句俄国话。私家学校和家庭教师的普及，使满足交际或求职需要的各国语言传播成为可能。1933年，萧红初登文坛，在《大同报》、《哈尔滨公报》、《国际协报》等报纸副刊上写稿维生。她与萧军居住在商市街25号，生活常是捉襟见肘，但也算安顿下来。在萧军朋友黄之明的帮请下，两萧有了俄语家庭教师佛民娜——一位19岁的俄国姑娘［3］51，在《索非亚的愁苦》中，俄国高加索移民后裔索非亚就是以佛民娜为原型。佛民娜对萧红的影响首先是语言的纯净和欧化。萧红写道：“‘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呵！坏的，不好的，涅克拉西为。’可是她没有笑，她一半说着俄国话”。“涅克拉西为”是不美的、难看的意思。萧红这里所用的“嗯哼”、“涅克拉西为”就是引进的外来语，中国话夹杂着俄语是当时哈尔滨社会的真实写照。两萧学习俄语，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阅读原版文学作品。哈尔滨引进了很多俄文原版的文学名著和红色书籍，萧红初习写作操持了哈尔滨青年文艺家喜欢的左翼话语。两萧周围的朋友，“牵牛房”（主人冯咏秋）的参与者舒群、温佩筠、姜椿芳、金人等都有很好的俄文底子，圈中俄语颇为风行。把俄语当做直接阅读外国名著和交际工具是两萧一直以来都很认同的观点。萧红学日语，也是考虑到“日本的出版事业比较发达，如果日文学通了，读一些世界文学作品就方便多了”［3］6-7。对此，萧红在《我之读世界语》里也有表述，“当我第一次走进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时候，我的希望很高。我打算在一年之内，我要翻译关于文学的书籍，在半年之内我能够读报纸”［1］1097。她的短篇小说《手》书写了中学女生学英语的场面相当逼真就与萧红在哈尔滨读书时兼修英语有关。萧红终其短暂的一生，都保持着学习外语的兴趣。
2.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审美情趣深受异域风情的影响。哈尔滨地处东西文化交汇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髦和国际化一度是这个城市的标签。萧红居地商市街25号地处道里商圈，因而她经常逛中央大街。夏天，也和萧军融入消夏人群，去松花江划船。她的饮食、服饰、歌唱等许多日常生活习惯，多已脱离了小城镇呼兰的圈囿。例如朋友们常回忆起萧红拿手的牛肉汤。罗荪说，“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4］梅林忆起在青岛的报馆任编辑时，“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4］。这两种称谓的汤，都是哈尔滨最流行的家常菜。萧红《商市街》里吃面包沾盐末，虽写的是贫穷无菜可佐，吃法却是地道的俄式。萧红日常审美是欧式的，她率性而为，喜欢朋友叙谈，喜欢唱歌跳舞，在流浪中具有乐天的品性。《索非亚的愁苦》写到她与俄文女教师的关系，“后来，我们再熟识的时候，不仅跳舞，唱歌，我们谈着服装，谈着女人：西洋女人，东洋女人，俄国女人，中国女人。”萧红对服饰是很敏感的，与许多艺术气质的女性一样，她喜欢风格独特的服饰，也赶点儿时髦。她还精心地打扮萧军，萧军哥萨克式的格子衬衫就是萧红为两人去见鲁迅先生现买了布头赶制的。在日本还用稿费为萧军买件漂亮的皮大衣。萧红爱唱歌，孙陵忆道，“我还记得你那天吃过酒后唱的歌，你说是在日本从一个俄国影片上学来的。那歌词是：‘窝尔卡，窝尔卡，/鲁斯卡呀列卡/涅未答啦……’/当时你还加以解释，‘列卡’就是‘河’，‘涅未答啦’就是 ‘没有看见吗？’”［5］。萧红欧式的审美趣味和服饰上的赶时髦，并非总是受到朋友的赞赏，孙陵毕竟是国际化都市哈尔滨走出去的人，见惯了奇装异服和随心性而活着的人，因而能够欣赏她。她最亲近朋友之一聂绀弩则是个阳刚气十足的男人，他一生想为萧红做“女英雄传”未果，又委托香港高旅保存尹瘦石画萧红遗像。他写下“流亡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贯初终！”、“英雄树挺有君风”的气宇轩昂的诗句赞美萧红。他的家国民族的想象中，萧红就不该有烫头发的女性化举动。“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6］。对于写了《生死场》的萧红，她的同时代人都希望她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战士，不该染指《马伯乐》。正如无垢评价萧红居港创作的观点一样，“失去她旧有的新鲜和反抗的朝气。有时，朋友们谈到她，会带着亲切的责备说，呵，她只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7］然而，萧红并不是丁玲，她不会去学骑马挎枪打仗，她在哈尔滨获得的“五方杂处”的文化滋养，注定让她走上自由开放、无所禁忌的艺术之路。
3.文学国际化——翻译的自觉。在哈尔滨，萧红意识到文学作品跨国交流现象的普遍存在。“五四”后大量白话翻译文学的阅读，催生了一批以文字谋生的写作者。报纸副刊解决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小说散文政论等体裁的阅读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道风景。哈尔滨还是俄苏红色读物的集散地。1920年，作为记者的瞿秋白赴俄前滞留哈尔滨50多天，第一次听到《国际歌》，说哈尔滨先得“共产党的空气”。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呼声日甚一日，由中国知识阶层掌握的左翼文坛把改革和借鉴的目光投向了新生的俄国。他们与国际上左翼作家形成互动，在中国发表域外的翻译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木刻等文艺作品。哈尔滨与沙俄以及其后的苏联在交通上互有地缘优势，对文坛的直接影响是翻译盛行，文学因此打开了国际化的大门。白朗的丈夫罗烽在《大同报》上发表作品，喊出了“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这独特的国际化视野和开放包容特质，是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所不具备和隔膜的。在胡风主持的《七月》武汉第二次座谈会上，聂绀弩说“这回我到西北去跑过一趟，看见西北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用当地的小调大鼓之类的形式作出东西，马上唱给大众看，很受大众欢迎，反是新的歌调，像‘起来不愿走奴隶的人们！’之类，则不被了解，他们甚至称之为‘洋歌’”［8］。聂绀弩的发言提到《国际歌》词“做”，甚至被座谈会记录者错写成“走”。一字之差流露出对《国际歌》的陌生。这些功课，在萧红等哈尔滨作家那里早已是熟透的了。萧红写悼诗《一粒土泥》：“将来全世界的土地开满了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要记起，/亡友剑啸，/就是这开花的一粒土泥。”其中“全世界”的用法恐怕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会是生搬硬套。
二、国际视野中的萧红
萧红文学步入国际轨道，得益于鲁迅先生的提携。鲁迅在国际文坛享有盛誉，在国内也是德高望重，追随者甚众。他对青年作家的爱护和帮助却是众口皆碑的，他为萧红改稿、写序、跑出版，不仅没有报酬还要搭上出版费。正是鲁迅先生的推介，萧红与史沫特莱、鹿地亘、池田幸子等外国友人结识，从而接续了鲁迅文学的国际情怀，使萧红在面向全人类的写作中穿越了时空。
萧红交往的国际圈始于上海，翻译鲁迅作品的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曾经说过，“萧红和曹白都是先天的文学家！”［9］对于说她是天才，萧红曾与聂绀弩讨论过，并否认了这点。然而在朋友的眼里，天才的萧红是肯在急难之时为异国朋友两肋插刀的俠义之士。上海“八•一三”之战时，鹿地亘夫妇“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于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4］22萧红以散文的笔法写就的《记鹿地夫妇》记载了这段战时生活。逃难的鹿地亘“又像贾伯林（即卓别林）又像日本人”，租住的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这种杂乱的情形让萧红联想到“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然而，两人的安全时时受到威胁，“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做间谍。”终于，“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10］
史沫特莱是萧红在上海通过鲁迅先生结识的美国作家。鲁迅向她介绍了萧红是中国很有前途的女作家。上海时期的萧红可能并未想到，史沫特莱会与日后生活和创作有什么大的联系。她曾说，“史沫特列我是见过的，是前年，在上海。她穿一件小皮上衣，有点胖，其实不是胖，只是很大的一个人，笑声很响亮，笑得过分的时候是会流眼泪的。她是美国人。”萧红的女权主义立场在读史沫特莱的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时获得了支持和印证。“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母亲。我恍恍惚惚的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声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说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12］萧红到香港蛰居写作，1941年又与史沫特莱的人生路线交集过。史沫特莱到萧红乐道家中拜访，请她去霍尔主教的家里同住。萧红病逝后，史沫特莱记录了她对萧红的看法。“《生死场》正是鲁迅向中国大众推荐的一本由中国妇女作家写作的最有权威的小说。这以后萧红姑娘写了另外三本书，包括她和我同居香港时写的一部战时小说在内。她同现代中国大多数作家一样，生活穷困潦倒。这些作家挣得的钱只够维持苦力阶级的经济生活水平。萧红也和许多同道一样，得了肺病。”［11］460中国作家的贫穷一直是文化人所不愿意面对提及的，而史沫特莱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
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把萧红的短篇小说《马房之夜》交给海伦•福斯特，发表在她主编的《亚细亚》月刊（1941年9月），把《生死场》介绍给厄普东•辛克莱。辛克莱把他搞的“合作运动写的一本缩写名为《Co-op》的著作，从加州寄至香港赠送给萧红，同时还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4］葛浩文所说的信即1941年6月4日辛克莱寄给萧红的英文信，原文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萧红小姐：我已收到你的问候和漂亮的礼物，感谢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捎来这些。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随信寄来辛克莱的《Co-op》副本和反法西斯演说《告欧洲沦陷区的人》，后者发表在周鲸文和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上，注明“该稿由作者寄赠萧红，本刊特请李琳小姐译出”。
萧红的作品被译往国外的究竟有多少篇，目前不得而知。从她旅居日本时期给萧军的信中可知1936年便有人试图翻译她的作品，“我想《发誓》的那段好，还是最后的那段？不然就：《手》或者《家族以外的人》！作品少，也就不容易选择了。”［3］96为此，她写下了自传《永远的憧憬和追求》。据蒋锡金回忆，萧红的短篇小说《黄河》发表在《大路》画报上，“是由叶君健给译成的英文；那个画报是专销南洋的，国内不发行”。［4］40可见萧红在当时文坛相当有影响力。
由鲁迅作序、胡风写读后的《生死场》，一直使萧红头上笼罩着抗日作家的光环。然而，萧红自身的裂变——创作关注点向“全人类”的转换并没有引起注意。武汉时期，她的“凤凰涅槃”已经形成。在哈尔滨时期生成的国际文化基因在这类重大选择时起到了作用。她的眼界和训练有素的职业敏感，使她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抵御外界的纷扰，去达到她自由的书写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