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院50周年之际，作为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共同成长起来的“老人”，是应该写下一段文字，以纪念伴我大半生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1978年，我由省委宣传部派到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与武尚文、张鹏池二位同志组成“恢复省社联三人筹备组”（当时研究所和社联是一个党组）。社联恢复后，我与武尚文同志留在了省社科院。张鹏池同志分到省社联担任学会部主任。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30多年，先后在科研办、研究生部、省规划办、院办公室、职工大学、经济所、农发所等部门工作。从事过科研管理、行政管理、教学和科研。所工作过的部门大多是筹建和参与筹建的新单位，忙忙碌碌，还真没有静下来认真想想这30多年走过的路。也许是在社科院时间太久的缘故，这30多年的坎坎坷坷经历，使手中的笔显得有沉重。
    说到社科院的建立，离不开让宣传理论工作者难以忘怀的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如强劲的春风，吹开了冰冻极深的理论界江河。亢奋过后的理论工作者们开始建造被“特殊年代”支离解体的“家”，各省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也于1979年在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不足百人的研究所一下就扩编300多人，一纸公文就搞定了。可人从哪里来？这成为初建的社科院一大难题。
    我当时在科研办工作，亲历了“归队”、“招考”、“培养”——黑龙江社科院组建队伍的三部曲。正是这行之有效的措施，为初建黑龙江社科院打造了一支知识结构合理、老中青梯队接续的人员队伍，也正是这支队伍，在而后的发展中，支撑黑龙江社科院走过了几十年。
    “归队”，这是新建黑龙江社科院为组建队伍奏响的第一步曲。当时的院党组认真分析了我省从事过宣传理论工作人员状况，做出了最现实、快捷网络人才的决策，把因“文革”机构砸烂而散落在全省各地，从事过宣传理论工作而至今未在岗位上的工作者，以及宣传理论战线错划的“右派”召集归队。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禁锢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的年代，可谓是一种大胆的决策。正是这一决策，为初建的黑龙江社科院奠定了队伍基础。
    在我的记忆中，在反右中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同，被下放到基层单位，远离了热爱的宣传理论工作。归队后，他们并没有纠缠历史带给他们的不公，没有因错划“右派”、“文革”的磨难而消沉，他们怀着为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执着信念，投入到为建设黑龙江社科院而忘我的工作中。全国大环境的改善，黑龙江社科院为他们搭建了平台，卸载了内心长期的压抑，他们的潜力得到了释放和喷发，有了他们的一份努力奋斗，新建的黑龙江社科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方面工作走在了全国地方院的前列，成为黑龙江社科院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在建院5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他们，是不应忘记他们对龙江社科院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我写到此时，眼前仿佛又浮现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容，我们的第一任老院长李剑白书记、高骞院长、刘民声副院长，我的老领导杨荣本主任等，虽然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对龙江社科院的贡献，却永久地携刻在龙江社科院发展的历史中。
    “招考”的序幕是在23军那简陋的会场中拉开的。我是当时监考之一。社科院通过考试招聘人员，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容纳百十多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一个个衣装朴实的“文革”期间的大学生们，被镰刀铁锤磨练得略显粗壮的手，又重新拿起了笔杆，在奋笔疾书，满纸都倾诉内心的渴望。屋内格外的安静，我们在巡考时都小心翼翼，生怕弄出响动打碎了这群学子们的希望之梦。当我巡视到后排时，看到一位有些拔顶、梳着大背头的中年人，一边写还一边不停地吸着烟，我来到他的身边，被纸上那奔放的字体吸引了，他学生时代一定是个性鲜明爱学习的好学生。社科院需要人才的心理驱使我为他端来一杯水，并没有因为违反考场纪律而责难他，只是告诫考场不许吸烟。他快速地掐灭了烟，微微向我点了点头，便又埋头起来。在后来历史所录用的名单中看到了此人——王希亮。我没有看错，王希亮同志经过多年的努力，成炮省及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
    考试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为了没有声音，监考的同志都站在原地。我走到窗边站着，借着透窗而过的光亮久久地凝视着这群人，内心升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触。扭曲的年代让他们失去了许多，等待了十年之外，今天，历史又一次地给了他们机会，怎能不为此而激动，又怎能不为此一搏。此时此刻，他们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感？我想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怕再一次失去机会。但社科院招人的条件是严格的，从中我们只录取了二十多名。
    当时谁又会想到，正是这批看似工人、农民的群体，后来走出了社科院的院长、研究所的所长、学科带头人、理论界的专家、知名学者。他们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旗帜，推进了社科院的发展。
    培养研究生，这是黑龙江社科院得意的一大杰作。也许是正处在人才缺乏的困扰时期，在恢复因“文革”而停顿的高等教育初期，黑龙江社科院抢上了这班车，成为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这在地方社科院，也是少有的几家之一。我有幸参与了筹建研究生部，参加了第一届7个专业27名研究生的报考工作，并陪伴他们在校学习直至毕业。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招考时一位叫陈宝江考生的有趣经历。这位北师大毕业生，不知怎地糊涂到漏考了政治。在其他各科考试都比较优秀的情况下，院招生领导小组决定由我把这名考生找到院里来，问清情况后全权处理。当年的研究生录取权在社科院，教委只是备案。各专业的基础课、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试卷都由院里的导师出，所有考题由我划钢板油印和保管。鉴于我对考卷的了解，也授予了补考的出题和判卷权。在办公室我接待了这名考生，没有参加考试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准考证上政治考试是铅印的，而其他科考试是手写的，所以他忽略而没来参加考试。事先有招生领导小组的授权，我当即出了五道题的政治卷，就在我的办公桌上开始补考。他显得很自信，只是简单地审视了考题，便快速对答起来。我静静地坐在对面看着他答题，工整的字体，整洁干净的卷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由于是补考的原因，我只给了他及格50分。有了这50分，他在报考的专业考生中分数排列第一，经院招生领导小组最后批准，录取为我院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
    当年录取考生政审是一大关，各位导师为了能招到一们得意的弟子而奔波在全省各地。为了政审李连仲考生，我曾陪曹庆连老师在内蒙古大摹步行几里地，空旷的原野中只有我们的身影，略显发胖的身躯，使曹老师气喘吁吁，还不时擦着顺脸流淌的汗水。我们是不应忘记，导师们为了黑龙江社科院培养出好的人才，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好在这位弟子没有辜负他的导师，后来又考上人大的博士，留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成为小有名气的专家、学者。还有一名叫殷剑平考生，就是因为长着一头天生的卷发，在政审一票否决的年代，好悬被退学。在后来的相处中，他曾多次向我打趣说，当时去火车站接他时，他第六感觉告知，我看他那头卷发的眼神不对，吓得他赶快声明卷发是天生的，才免去了一场退学的灾难。
    这批研究生多数是“文革”期间的在校大学生，有些是来自“北大”、“北师大”等名校的大学生，有着较好的基础，经过在校期间导师们精心的三年培养，成为了一支较强的科研队伍。有了这批研究生的接续，黑龙江社科院形成了一支可持续发展的老中青的科研队伍。他们也的确没有辜负社科院对他们的培养，导师对他们的期望，留在院里工作的同志，后来大都成为院的中层领导和科研骨干，为社科院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生的步履匆匆，弹指间几十年过去了。建院初期的“老人”们大多数都过了离退休年龄，离开了心管的工作岗位，有些甚至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对黑龙江社科院的贡献，是后来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在建院50之年际，写下这段文字，也是对他们的缅怀。
    作者简介：熊星火（1953.3——），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研究员，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