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它的前身诞生的年代算起，已走过了50年历程。半个世纪的历史仓桑，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其中建院初期的那种创业精神最深刻。
    第一次战斗洗礼
    1979年春，我被借调到刚刚建立的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走进了位寺当时花园街的省社会科学院白二楼堵头的那间办公室，映入我眼帘的是空旷的室内有四张桌子，在靠近窗户的那张办公桌后面坐着当时政治学所负责人刘怡昌同志（后来成为政治学所的第一位所长).他高高的个子，梳着稍长的背头，带着一付黑框眼镜，神情似乎有些疲倦。在握手坐定后，他说：“政治学所正在筹建，目前除我本人外，只有曹启丰同志的人正在办调转手续。建所从零开始，从头做起，很难很累。”在简单介绍所内情况后，他正式向我布置工作任务，他说根据中央指示，各省委的主要同志，都必须在干部中，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精神宣讲四项基本原则。省委交给社科院的具体任务，是为省委领导同志写一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稿。他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也是政治学所成立后所承担的第一个课题，我们一定要完成好。”
    第二天，在哈尔滨市友谊宫西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我见到了参加这一课题组（当时叫写作组）的其他成员。刘怡昌同志介绍了在座的各位。他们是时任省社科院副院长高骞、省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张恩宏、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冯秉志、哈尔滨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治系副主任朱光、省报社理论编辑室主任单荣范、编辑陈延政、奋斗杂志政治编辑室的王传邃等同志。由高骞、刘怡昌任写作组正、副组长。
    写作组首先传达了省委的有关文件，重点学习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精神。经过两天的学习务虚，大家在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关系方面提高了认识，取得了共识。接着是看材料，讨论确定报告题目，拟定写作提纲，进行写作分工。经过一周的讨论，初定报告的题目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写作分工由我负责写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职能。
    老实讲，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系统学习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比较系统地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毕业后在课堂上也给学生讲过这个专题。应该说，完成这一写作任务是有基础的。但在新形势下，面对这一写作任务我感到很不轻松。这是由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理论上僵化，实践中不断强化的“阶级斗争”，早已淹没了马克思和列宁时无产阶级经济职能的论述。特别是“文革”十年大肆传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地歪曲成为“镇压之权”。这些都严重地搞乱了理论，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诸如怎样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和职能，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怎样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怎样估价建国以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许多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模糊认识和思想上的困惑。加上从院内带到写作组的书籍资料有限，所以写作组决定让大家回单位去查找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再学习，而当时的情况是，无论哪个单位，可直接利用的书籍、文章都很少，特别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经济职能方面的资料更少。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正把自己从僵化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以新的思维重新研读马克思主义家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敢于实事求是地审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大是大非。这样做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有了新的理解，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当大家再次集中时，认识都有了新的升华。于是写作组进行了第二轮研讨，这次研讨很认真，有时争论得很激烈。为了提高研讨会的质量，要求在会前必须做好准备。记馟一次为了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和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的具体表现和二者的关系问题，我和同位一室的冯秉志同志讨论得很兴奋，我们时而起来翻书，时而躺下思索，时而伏案作简单记录，生怕把理清的思路再忘掉。当困意来临时，已是凌晨三点钟了。
     六月十日，写作组终于完成了第一稿的撰写，由高骞、刘怡昌等同志统稿后交文敏生同志（时任省委副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审阅。根据文敏生同志的审阅意见，写作组进行了讨论，并作了进一步修改，最后结稿的时间定格在1979年6月18日。
    在总结会上，高骞同志代表省社会科学院，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谢意。他说：“政治学所刚刚建立，人手很少，这次是靠诸位的帮助才完成了任务，这是一次精诚的合作。算是一次战斗洗礼吧！希望各位今后对我们给以多的指导和支持。
    写作组工作结束不久，于1979年10月，我正式调入省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怀着对科学探求的憧憬，加入了刚刚组建起来的科研队伍，开始了新的里程。
    回忆建院初期的文化氛围
    建院初期，正逢国家百废待兴的大环境。“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凋散，学业荒疏，十年之外的时间流失，使刚组建起来的我院科研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时间的紧迫。争分夺秒的学习、补课，把损失的时间尽快地夺回来，成为了全院上下的共识，并由此迅速形成学习热潮。几十年后，当谈起那段难忘的历史时，许多老同志都说：“那时，大家都有那么一股劲！就是列宁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
    在学习热潮中，学习外语的热潮来得最早最集中。这是由于科研工作离不开外语。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科研人员感到，无论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都必须放开眼看世界，都可能需要查阅外国相关的信息、资料，甚至同国外同行交流。为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和满足大家的强烈要求，院里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外语补习班。参加俄语班的人员最多。高级班、初级班应有尽有。争分夺秒学外语，非上班日在家里学，上班日车时抽挤时间学，上了班车后在班车内学。班车成了流动的外语学习室。以黑龙江大学到社科院的班车上，精通俄语的同志较多，郝建恒、曹庆连、孙娜等同志成了在“班车学习室”是学外语的义务教师。在班车内闲谈的人少，观景的人少，学习外语的气氛浓郁。在那场外语热中，许多人不仅把十年动乱时荒废了的外语捡了起来，一些同志还有了很大提高，为掌握国外学术信息，提高科研能力创造了必要条件。
    学习热潮也表现在对专业知识的学习上。以当时我所在的政治学所为例，刚刚走进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迫切需要掌握政治学的基本系统知识。但在我国从1952年起，政治学就被作为“伪科学”取消了，在此之后的近30年里，国内就没出版过一本政治学原理书，至到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要赶快补课”后，政治学学科才得以恢复名誉。因而当时能找到一本政治学原理或概论的书很不容易。当时年轻的科研人员郭景春钻进图书馆，一查几天，硬是在旧书堆里找到了两本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政治学教科书，使政治制度室的同志们如获至宝，大家抓紧时间轮流传看，初步了解了30年代西方国家和旧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和学科体系。
    为了研究列宁关于政治制度建设的理论、实践和苏维埃政治制度，我和郭景春同志商定，一定要系统研读列宁的著作。这一想法得到了刘怡昌所长的支持。我们在完成既定科研任务的同时，用了二年时间通读完了《列宁全集》和肉眼惠眉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的《列宁文稿》，而且在通读的基础上对列宁的重点著作作了重点研读，每个人都作了十几万或几十万的读书笔记，为研究列宁的政治理论和苏俄政治制度做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些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内学术界好评。在1983年召开的全国苏联政治制度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科院苏东研究所所长、中国苏联东欧学会长刘克明教授指出，“金增林同志对列宁的党政关系的理论研究，工作做得扎实，有一定深度，在国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建院之初的几年，此类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研究所。
    浓郁的学术研讨和交流活动是建院初期和炽热学习氛围的另一生动体现。
    学术交流活动多种多样。走出去交流，就是让尽量多的科研人员参加全国型的学术会议和培训活动，或进行专题学术调访。中国社科院的政治所、马列所、苏联东欧所都是我们进行学术调访、学术交流的主要单位。当时政治学所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全国型学术会议有苏联政治制度研讨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讨会、斯大林哲学思想研讨会、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讨会、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等。刘怡昌所长多次应邀到一些省市的科研院所进行学术交流。李元书和我也曾应邀去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学术讲座。这些学术交流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更广泛的获得了学术信息，找到了工作差距，请进来交流，就是请国内、省内的知名学者来我院讲学。当时的政治学所就曾利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学者孙凯飞来我省开会的机会到所内介绍社会主义发展史及社会主义流派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趋势。我院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课题组曾邀请北京大学马列所的薛汉伟教授、黑龙江大学的姜长斌教授等来院进行课题研究指导。在一定速度上增强了我们的研究能力，确保了课题质量。
    学术研讨和交流的基础在研究所和课题组内。所内和课题组内交流，主题明确，内容集中， 既经济又方便，能达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目的。记得上世纪的80年代初，政治学所内就安排了许多同志介绍他们课题研究的精华部分。请刘怡昌介绍国内政治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请张书庭介绍全国行政学的发展状况，请李元书介绍他对斯大林的研究成果，请刘延余介绍苏联国家机构的历史延革，请 士俊介绍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由我和郭景春介绍列宁的政治改革理论和常政关系理论等。这样的学术活动在所内蔚然成风。当时的政治所领导同志还规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必须认真介绍会议的研讨情况，对于会议讨论的主题、争论的焦点作重点介绍，这样就达到了一人与会，全所受益的效果。
    炽热的学习热潮，浓郁的学术氛围，逐步形成了社会科学院文化的刍型，这种文化不同于政府机关文化，不同于企业、商业文化，而是我们所特有的以不断学习、科学探讨、相互交流和自由表达为主要特征的学习型、科研型的社科院文化。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我院科研队伍迅速成长，一批科研人员在若干学术领域脱颖而出，在不长时间内就得到了国内的赞誉和认同，比如研究鲁迅的王观泉，研究中俄关系史的郝建恒，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张雅琴，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王雅林，研究经济学的刘景林、苏东斌，研究美学的杨春旱，研究俄国史的徐景学等。
    建院初期的文化氛围，虽然还是初步的，不稳定的，但它使我们每一个亲历者受益，让我记忆难忘。
    与研究生相处的日子
    我院招收研究生已有31年历史。从198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院为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授权单位算起，已走过了25年的历程。我从1986年开始，参与我院科社专业研究生的教学和指导工作，先后与21届65名科社专业的青年学子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追思过去，感触多多。
    1986年春夏之交，我被从政治学研究所调到院属综合理论研究室（1991年改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室主任。从此，同科社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当时我对这项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不高，甚至觉得它会影响科研工作。然而，实践使我逐步体会到，这项工作不仅为我提供了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服务平台，而且为我增加知识储备，使专业知识更加系统化，从而在增强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上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从青年学子的身上感悟他们的求上进，爱学习，求真理的进取精神和青春活力，成为激励我不断前进的一种动力。相互理解，相互关爱，教学相长，这种师生关系是用文字难以表达的。这里只谈几点突出的感受。
    1986年6月，我第一次走上了给研究生上课的讲台，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了上好这门课，我想了很多，准备了很久。在接受这门课程之初，并没有感到多少压力，因为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时，学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同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基本相同，理论储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都不陌生，而且有十几年的大学教令。但是，当进入备课阶段时，感到问题并不简单。因为我所面对的是通过全国考试优中选优而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国家对培养研究生有很高的要求。特别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换了一个时代，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实践的飞速发展，理论形态的深刻变化，都必须重新思考课程内容、构思程体系，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总之，只有认真对待，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好这项培养任务。
    经过认真思考，我给当时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的副主任李良多教师和中央党校、华中师大的一些我比较熟悉的朋友写了“求援信”。他们在回信中都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李良多教授，是我读书时的授书教师。他给我寄来了中国人民大学科社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学生的读书目录，以及教师备课的指导意见等。这些帮助给了我一些信心，但课程怎么讲、讲什么，还得靠自己。还要了解学生的基础，看他们需要什么和接受能力。于是，我从有关部门了解了这一期学生的基本情况，看过了他们写过的作业，知晓了他们在大学阶段学过的课程。这期学生是我院招收的第一期科社专业硕士研究生，他们是社会朴逸、徐立明、刘光慧、陈静、韩力。他们中除1人来自山东省外，都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教系，理论知识比较系统。有三人在入学前就参加了工作，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实践锻炼。经过以上两面准备，我参照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材设计了课程体系，写出了讲课大纲和前五章的讲稿，第一次走上了给研究生授课的讲台。
    其实当时授课的场所既不是教室，也没有讲台。由于当时我院办学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借省委党校的几间宿舍，既作为研究生的宿舍，也作为上课的教室。一间4人位的房间内有几张桌子，临时摆着一块不大的黑板，五名研究生有的坐在桌前，有的坐在床上听课、作笔记。第一堂课讲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诸论。我讲了这门课程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重点是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国内学者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和研究现状等。研究生们听得很认真，不时插话，课堂比较活跃。下课后征求几位同学的意见，他们做了肯定的评价，说“挺好、挺活”。从课堂情景和学生的评价中，我感觉到这堂课讲得还算可以，虽然“挺好、挺活”的评语中有鼓励我的因素，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及格。上了这堂课后，增加了我的信心，这信心来自老师、朋友的帮助，来自学生的鼓励，也来自我的努力。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欲望和要求，是促使我不断学习、深入研究的一种动力。这样的事例很多，仅举二例。
    有一次，我在讲授列宁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专题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列宁建常思想的理解，我采取了对比分析的方法，简单地介绍了与列宁同时代的德国常的领袖卢森堡的建党理论，讲到由于德国常处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因而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文化素质、政治参与程度、习惯都有别于俄国党、因此造成了列宁和卢森堡的建党理论的原则区别。行讲下课时，研究生朴逸提出，希望下堂课能给专门讲讲卢森堡的建党思想，。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合埋的。所以我说，我需要准备一段时间，也希望与同学们共同研究。学生的要求使我认识到，我对卢森堡的研究，尚处于浅层次，掌握的材料一般化的多，深层次的少，不认真准备是不能满足研究生要求的。因此，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注意收集整理有关资料，甚至到外省参加学术会议时，也抽时间专门拜访和求教于对卢森堡有研究的学者。经过一 努力，不仅加深了对卢森堡建党理论的研究，也在对此分析中加深了对列宁建党理论的研究。
    还有一次，在给研究生讲述社会主义的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讲述了欧洲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介绍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学生在讨论中要求进一步搞清二个问题，即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与科技革命的关系；当代科学技术进步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这当然不是一堂课能解决的。受到学生的启示，我经过几天思考，提出了把“科技进步与社会主义发展”作为一门选修课的建议，并得到了其他指导教师的认同和研究部的批准。这门课开设至今已经多年，收到了较好教学效果。
    我的第三个感觉是，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过程，是一个双方向学习的过程。1986年末，第一期科社专业的研究生进入写学位论文阶段，教学组分工由我指导两名研究生的论文。这两位同学是徐立明、陈静。其中徐立明选择的论文题目是“论马克思的东方革命思想”。当时我对这一问题没有很深的研究。对此，我没有主观武断地改变研究生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而且他已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我的选择是边干边学，向学生学，向文献学。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地告诉了徐立明，并取得了共识。在指导论文期间，我同他一起学习，共同研究，并发挥我具有写作经验和对与这一论文有关联的领域比较熟悉的特长，不仅完成了指导任务，而且拓宽了研究领域。
    指导研究生的能力是在实践中提高的，研究生论文的指导教师与书报编辑在职责上的最大区别是，不仅要在文字上对论文作出修改，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导学生学运用已掌握的知识和文献资料作出科学的论证，帮助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学习和掌握与论文有关的新知识。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取得学生的理解和认同。这一过程有时会出现新的闪光点。学生以他们掌握新知识快、思想解放、思维敏捷的优势，会做出新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这不仅提高了论文质量，也使指导老师得到了提高。
    在与研究生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感触最多的是，要讲好一堂课，指导好一篇论文除需要必备的理论知识和指导能力外，最重要的是要把强烈的使命感与对学生的深厚感情结合起来。使命感就是要有一种为国家培养合格人才的强烈愿望。与思想感情相结合，就是视学生为亲人。不仅要尽力用完整的最新的知识去教授学生，帮助他们获得尽可能多的专业知识，掌握必要的科研、教学能力，更要以真挚的感情与他们保持心灵相通，在怎样严谨治学、怎样正派做人这些根本问题上，与他们共同感悟，相互激励。从这个意义上，为人师表是研究生指导教师的第一使命。
    与研究相处的20多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20多年。当一批批青年学子学业有成，走向社会时，当一些毕业多年的研究生告诉我他在党政工作中取得了成绩并走上新的领导岗位时，当一些学生考取了博士学位或结束了博士后流动站的课题研究，当一些学生成为了副教授、教授，获得了重大科研成果，受到了重要表彰等喜讯传来时，我感到就像自己的孩子取得了进步一样的喜悦、欣慰、兴奋。一位毕业20多年的学生，新近被提拔到新一级领导岗位时，在第一时间用电话告诉我这一喜讯，说“感谢老师的培养”。我深知，学生的成长进步，首先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他们父母培养的结果，主要是他们立观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与老师的教诲分不开，这些老师包括他们的小学、中学、大学老师，研究生指导老师。我作为这些教师的一员，只不过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但学生们却给了我那么多的精神回报，让我感到既亲切又不安。
    2007年冬，我结束了研究生教育的生涯，一些学生获信后或来我家，或打电话，表示敬意和鼓励。这一年春节，陈静和陈晓辉代表我教过的研究生，给我送来一个纪念杯，上面写着“师恩难忘”四个字。我每当看到这四个字时，都想到这四个字适用于所有教师，也想到这是学生们对我的关爱和鼓励，是我们20多年师生情谊的体现，它鼓励我，让我不志前行，老有所为。
    作者简介：金增林（1937.8——），男，吉林海龙人，研究员，省社科院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