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即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於1960年，由原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和组建不久的黑龙江大学西伯利亚研究室等单位和并而成。当时，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与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合署办公、办公地点位于哈尔滨市中心僻静街区的花园街124号（现已更名为联发街），办公楼不大，除地下室外仅有两层，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室内有大壁炉（俄罗斯人称belaqi）和浮雕，厚实的对开木门和大长条松木地板，透出古朴典雅的欧式风格。这座楼原为前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俱乐部，位地领事馆的对面，一楼有一间百作平方米的房间，在50年代是前苏联领事馆举行招待会和开party的地方，后为研究所的大会议室。东北沦陷时，这座楼是专门用于监视前苏联领事馆活动的日本特务机关，楼顶上建有一个外观似房间的监视岗楼，登上去可以俯瞰整个前苏联领事馆院区。该楼现为二级保护建筑。
    1965年，由于科研人员增多，在办公楼的后面又建起了一座三层红砖小楼，前楼用于研究所、社科行政办公和现刊阅览，后楼是各研究室和图书文献藏阅的科研办公地点。
    研究所和社联均隶属于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研究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个图书资料室和一个办公室，社联仅设一个学会部（兼办公室）。研究所和社联的重要人事及重大工作均由党组决定，日常工作由党组副书记、副所长刘毓华主持，还有一名兼职副所长是省委党史研究室王景副主任，基本上不参与研究所和社联的日常工作。李哲任研究所的秘书长，后又调入黑河地委宣传阅长吴冈任社科联秘书长。第一研究室主任是牡丹江市西安区原区长于济民，第二研究室由副主任于国华主持工作，第三研究室调入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于国政主持工作，资料室由肇东县原副县长杨万生主持工作。于济民和杨万生都是1964年毕业于省委党校理论班的学员，征求个人意见后调入的。办公室原由王治国负责，后由省委党校调入傅志远任主任。
    各研究室仅有几个中年骨干科研人员，所谓中年骨干也不过三十几岁，大部分科研人员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毕业的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到1966年，研究所和社联的科研、科辅及行政管理和公勤人员总共只有83人。第一研究室包括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哲学组组长是于冀波，经济组组长是马月乔。我在一室经济组从事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资料收集分类工作，初步学会了科研工作的第一道程序。第二研究室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前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着重研究其政治经济的演变对我国的影响，该室也是全所人员最多、年轻科研人员最集中的处室。第三研究室主要从事中俄（苏）关系史研究。
    1964年国庆节过后不久，我与研究所的一大批中青年科研人员奉命接受“四清”运动中，对于在城市长大刚从学校毕业的我来说，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政治运动”、什么是“阶级斗争”，我也初步知道了我国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辛苦劳作与贫困生活状况。
    1969年，省革委会决定撤销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省社联编制，同事们有些分配到省革委会所属的组织、宣传、教育和文化出版机构工作，有的去了“五七”干校，也有一些调往外地，还有一些所谓有“问题”的同事等候安排，有家庭困难的少数同事留在哈市从事企业整建党工作，我和大多数同事的人事档案保留在省出版社，人员则一起被编为省整建党宣传队第十二队，派往农村从事整建党工作。从此，我就告别了第一阶段的专业工作。
    二、再进社会科学院
    “文革”后期，省革委会决定重新组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由省委副书记李剑白兼任院长。由于研究所后同那座原用于各研究室科研办公的三层红砖楼，在“文革”中大都已经变为家属住宅，社恢复时只好在院子的西侧又盖了一座四层的科研楼。这样，院子就几乎没有空余之地了。我当时在省直科技部门从事技术经济研究和科技成果登记工作，出于对所学理论经济学专业的喜爱，“文革”结束后本想去高校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但因对社科院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又受朋友之邀，便再次回到社科院，打算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院为提高黑龙江省的人文社科研究水平，既能给我省人文社科研究发表提供条件，又能引进国内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我省发表，经李剑白院长提议，主办了一份学术刊物。刊物名称按剑白院长的意见定为《学习与探索》，同时组建编辑部。由于那时科研人员大多不愿干这类工作，院领导让我去编杂志，就这样我并未如愿从事经济学研究，而当了编辑。
    最初，社科院、社联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学习与探索》编辑部在欧式老楼办公，各研究所在新落成的科研楼办公，图书文献依然在后楼家属住宅未占的别一半藏阅。上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因社科院与社联工作性质不同，需要分开办公；别一方面由于科研人员陆续增加，科研办公场所过于狭小。经省政府批准，社科院在学府三道街兴建了新的办公楼，全院除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外都搬迁到新院址。同时，按照省编委的文件，省社会科学院与省社联分开，各自独立办公。经社科院与社联协商，欧式老楼划为省社联的办公处，70年代后期兴建的科研楼为编辑部和印刷厂共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起步阶段，全国各项工作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界的思想极为活跃，激进与传统、改革与保守表现为理论上的激烈碰撞。我既要忙于去北京等地邀请著名学者和新秀为本刊撰写文章，又要应对本省和各地雪片般飞来的稿件。既不可能对每份稿件都能从头至尾认真拜读，又騕能从中筛选出力挺改革开放、理论阐述透彻、学术价值较高的文章，再进行或多或少的文字、语句的修订和润色。为办好这份学术刊物，稿件多时加班加点开夜车也看不完，但每当看到、编完一篇好文章时又欣喜若狂，个中的苦乐惟我所知。
    80年代初期，许多单位都在大办各种公司。1985年初，院领导要我牵头办一个公司，经省委宣传部向凌部长批准，兴办了“黑龙江经济社会信息开发公司”。我与另一位前不久由社联调来的同事任经理，公司下属文化、实业两个子公司，一个多月时间内公司招聘了近百名员工。由于公司尚无正式编制，我在编制上挂名为院职工大学副校长。从春到秋，半年时间内忙的焦头烂额，公司业绩虽尚可，但这项工作非我所愿，亦非我所长。所以，我调离了社科院。
    三、与社科院的不了情
    离开社科院已有25个年头，在此期间或因工作，或因同事朋友往来，我经常到社科院坐坐谈谈，每到社科院就如同回到老家一样，倍感亲切。省社科院科研系列高级技术职务评审、省社科优秀科研成果评定和省科顾委宏观经济组会议有时在社科院召开，社科院研究本省经济问题也不时找我参与，每当工作结束后吃顿便饭时，酒后更是谈性大发，回忆过往的工作和同事朋友间的交往，愉快之情如同回到了往昔年轻时期。
    我与社科院的一些同行感情很深，经常往来，退下来之后闲暇时间多了，隔三差五聚一聚，或清茶一杯，或喝点小酒，既谈国事家事，也谈天下事，更少不了谈社科院的往事和今后的发展。这时，总觉得自己仍然是社科院大家庭的一名成员，心依旧在社科院，情尚未了。
    作者简介：牟朋文（1941——),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省委党校教授，曾任省社科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