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敬爱的刘民声先生（1929—2003）、孟宪章先生（1927—2004）已经离开我们六七年了，先生们虽然远去，但是他们为师、为学、为人的风范却永远留在学生以及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人们的心间。他们不但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组建者和首任所长、副所长，而且是历史所中俄关系史学科的主要奠基者。
    1979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诞生。按照当时的说法，那是个“科学的春天”。当时，“四人帮”刚刚垮台，“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备受摧残的学术研究在拨乱反正中刚刚起步。同年，在那个人才稀缺的岁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中率先从全国各地招考研究生，是一个极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刘民声先生当时是院党组成员之一，并兼任历史所所长（1984年改任副院长），负责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工作，无疑，他是当时积极推行这一举措的院领导人之一。
    我作为刘民声、孟宪章两位先生领衔指导的我院首届中俄关系史专业的研究生，于1979年9月中旬同其他八个专业的27名同学从全国各地的不同行业（1977年恢复高考尚无应届大学毕业生）来到哈尔滨，从此，一直跟随在先生左右，聆听先生们的教诲，在从先生们那里汲取知识的同时，努力学习他们的为学、为人。先生们的公正、无私、为历史所的学科建设四处选求人才的伯乐精神和培养后人、甘当人梯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学生记取和回忆。
                                      历史所开创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先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和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又受到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和封锁，所以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对苏“一边倒”的政策。中俄关系史，其主线就是一部沙皇俄国对中国侵略和领土扩张史。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联，“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 这些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被视为是研究禁区的，敢闯禁区者甚至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
    20世纪60年代初，领导世界两个大国的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后，关系渐趋恶化。自1963年始，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中俄（苏）关系史的研究，在苏联成了极受重视的研究领域。根据已经解密的苏共档案材料表明，苏共曾于1964年、1969年、1972年、1978年，多次发出指示批评苏联的各种出版物包括大百科全书、历史教科书、有关地图对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所做的所谓“错误”的阐述；并组成专家小组，要求科学院、国家出版局以及各主要报刊、出版社“纠正”出版物中的“错误”，重写中俄关系史。196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个修改中俄关系史的高潮，修改的目的就是要证明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界约》是不平等条约，是清政府强加于沙皇俄国的。后来沙皇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收复失地”。因此，苏联史学界在这种政治干预下公然篡改历史、对中俄关系肆意歪曲，这当然引起了中国高层及中国学界的关注。这样，在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了从1949年以后不曾真正开展过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一同在中共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刘民声、孟宪章两位先生受命组织政治忠诚可靠人员，从事当时被称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的沙俄侵华史研究。实事求是地说，先生们虽然并非科班出身，但他们在这个领域内的起步可谓早矣！他们以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干一行爱一行的刻苦精神，成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建院初期为数不多的专家型的研究所的领导者。
    在沙俄侵华的历史中，黑龙江地区受害最深。沙皇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时候，在现在黑河老珲镇的黑龙江对面保留了一个称之为“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的居留地。中俄《瑷珲条约》第一款不但规定了强加给中国的新的边界走向，而且还特别规定：“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这一特殊地区即中国人所称的“江东六十四屯”。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款除重新肯定了黑龙江以北划归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由“共管”划归俄国以外，也同样规定：“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由中国人照常渔猎。”这就说明，即使按照这两个条约的规定，在已经划归俄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中国人不但仍有居住权，而且对其住处和渔猎之地也仍有使用权。但是，这里的中国人却在1900年沙俄出兵中国东北时全部被有预谋、有组织地武装驱逐和屠杀了，这块飞地也永远成了历史的悬案。刘民声、孟宪章两先生从这一历史事件入手，带领当时的遇秀伟、徐景学、张臻、张强、闵商基、林焕文、李洁萍、韩之荃等人，在黑河地区对当时还健在的73位在江东六十四屯惨案中幸存老人逐个采访，于1965年撰写了《沙俄霸占江东六十四屯的前前后后——七十三位老人访问记》，全文近2万字。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历史事件亲历纪实，也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史料。在那个多以政治口号讨伐，言之无物，但又看似十分吓人的大批判的年代，先生们注重实地调查、以理服人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但让后学受用不尽，也折射出了先生们为学的美德。该文以“黑龙江江东六十四屯问题调查组”的名义发表在《学习与探索》创刊号上，在全国当时方兴未艾的中俄关系研究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刘民声、孟宪章两先生从省委双双调任刚刚恢复的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此时，随着以精通俄语的郝建恒先生为代表的几位大家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黑龙江省的中俄关系史研究力量已经在国内占有重要一席了。
    1975年，孟宪章先生在中国《地理知识》第1期发表了《我国神圣领土——黑瞎子岛》（署名江岩），这是先生认真研究中外历史资料并实地调查的结晶，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了重要依据，发表后在当时的苏联学界引起不小的波澜。同年，他和精通俄语的高文风先生（后任黑龙江省社科院东北亚所所长）在中国《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雅克萨战争是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正义战争》（署名群哲）， 用中俄两国的史料对苏联学者颠倒黑白的说法给与驳斥。那个时代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的痕迹，但先生的文章却始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突显其学术价值。
    翌年，两位先生和在他们领导下的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推出了《沙皇俄国是怎样侵略中国的》一书（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受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学界大家余绳武等的赞赏。不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维吾尔文版和哈萨克文版。
                                    建所创业、培育新人的模范搭档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是在恢复不久的省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第三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的。如上所述，当时先生们麾下只聚集了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和俄文翻译的精干队伍。中俄关系史研究室的人员自不成问题。为了创建东北地方近现代史研究室、渤海国史研究室、辽金史研究室，担任首任历史所所长、副所长的两位先生费尽心机，四处选求人才。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们当时那种思贤若渴的精神，真是令人感佩，恨不能把所有贤才都网罗而来。学生跟他们读书时，清楚记得孟先生对没能把后来名扬海内的金史专家金启孮从内蒙古大学挖来那种遗憾的神情。为了商调在金史研究方面已经崭露头角、时在阿城文物所工作的许子荣先生，两位先生从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兼我院院长的李剑白处讨得“手谕”，派遣学生同院人事处的同志到阿城县委请他们放人。先生们的心血自不白费。历史所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期，的确群贤毕至、人才荟萃。后来，在历史所的各个研究领域走出了几位国内外知名学人，绝非偶然。现在榜上有名的我院几位寥若晨星的老一辈大家之中，出自历史所的占了相当比重。须知，当时调人困难，搬家安排子女上学更是不易，两位先生为此真是操碎了心。亏得当时全所上下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共度时艰。院党组当时或安排这些同志在办公室暂住，或在有限的资金中抽出一部分为这些同志租房。那个艰苦的年月，有很多很多人间非常宝贵的东西让人们回忆和留恋。
    先生们当初自外面选调人才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在所内的年轻科研人员中培养学术骨干和科研管理人才。他们培养青年科研人员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在培养科研管理干部方面，先生们特别注重德才兼备。步平同志大学毕业就来到他们身边，30几岁就当了他们的助手（副所长），步平同志后来不但成了中俄关系、中日关系方面的知名专家，而且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选中，于2004年担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兼所长。这不但是历史所的光荣，也是我院的光荣，但是如果没有甘愿为这些人的成才去创造条件和机会的人，他们成功的机会就不会很多。
    刘民声先生、孟宪章先生就是这样一对优秀搭档。 当时在院内外，“刘、孟”这对搭档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不仅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高（刘民声曾是院党组成员兼历史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史学会会长；孟宪章自1979年1月至1987年7月曾当选中共黑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中共黑龙江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顾问），是他们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重。曾有省内外几位名人为他们举荐人才，更有不少学有专长的人士愿意到他们的旗下从事  学术研究。
                                        真正不逐名利的共产党人
    刘民声先生、孟宪章先生都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参加革命的老一辈。一方面，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经历了严格的政治和党性的训练，党性很强。另一方面，他们是旧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儒家自律、修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在先生们的身上表现很浓。特别是孟先生，出生于山东陵县，是亚圣孟子的后裔，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使学生真正感受到了先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风范。学生在与他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不止一次听到先生说过：“组织上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刘民声先生、孟宪章先生是我院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评定职称时，老一辈学人中首批8个副研究员中的两位（首批评定高级职称时没有正高职）。但是，后来的建所创业、从1979年开始培养每年一届的研究生（1979-1991中俄关系史专业共培养12名硕士研究生），耗费了先生们的主要精力，使他们几乎无暇再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后来又有黑龙江出版社与两位先生约定的《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17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史资料》两大部书稿付梓很晚（前者1989年出版，后者1992年出版）。在只认发表的铅字数量、不看其他成就的评审制度下，先生们不去、甚至也不想走其他“途径”（他们当时是有条件这样做的）为自己谋取正高级职称。他们的许多下属后来都已经进入正研究员的行列，而他们仍然淡然处之。刘先生直到驾鹤西归，也没有向组织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须知，先生在院领导的岗位上是分管过一段干部人事和职称评定工作的，但他从来也没为自己谋取一点什么。孟先生直到把所里的主要工作交与步平之后，才腾出手来率领毕业留所的弟子们撰写了几部颇有影响的著作：《中苏贸易史资料》（1991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中苏经济贸易史》（199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苏军出兵东北》（199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参加了正高职的评定。
    孟先生的猝然去世在中俄关系史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中俄关系史学界的几位大家和前辈余绳武、刘存宽、徐曰彪、薛衔天、李嘉谷、李玉贞、陈春华从北京联名发来的唁电说：“孟宪章先生是建国以来最早对中俄关系历史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代学人之一，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不仅在黑龙江省开创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领域，对全国的研究以极大的影响，而且呕心沥血，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学术人才，建立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孟宪章先生为人正派，刚直不阿，做事认真，待人热情，处处为人师表。几十年来，我们互相坦诚相待，不论在学术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互相引为挚友。宪章先生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近年来，他不顾年事已高，仍时刻关注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的中俄关系史研究事业正要再次起飞的时刻他离开了我们，这是事业的巨大损失。”
    先生们如今已经远去。当年刚过而立之年前来求学的学生也已年过六旬。是先生们把我从一个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受到完整的高等教育、又从军12年的“大兵”塑造成一个中俄关系史研究领域里的研究人员和历史所的一所之长。如今，随着先生们的远去，他们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眼前，孟先生经常训导学生的“要改掉简单从事、大兵习气”的话也经常响在学生的耳边，每念及于此，不仅潸然泪下。
在纪念我院建院50周年的时候，写下这段文字，以寄托对两位先生的哀思。

     作者简介：张宗海（1947.4——），男，山东平原人，研究员，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