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呼唤
    时代发展呼唤中国西伯利亚学。这是徐景学（1939年8月生，男，辽宁西丰人，研究员，省社科院西伯利亚研究所原所长）及所有我国在西伯利亚领域里研究探索者的共识。
    西伯利亚学即西伯利亚地区学或称西利亚区域学，系指关于西伯利亚的学问（主要包括历史、民族、经济、文化等学科）。西伯利亚学首先是西伯利亚人千百年来以其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精神创造出来的随着科技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西伯利亚学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对西伯利亚学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与普及。
    国际上最先系统研究并创建西伯利亚学的是俄罗斯。虽然俄国对西伯利亚的了解大大晚于中国，但从16世纪末开始吞并西伯利亚以后，便加紧研究西伯利亚。俄国的西伯利亚学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时期为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50年代后进入繁荣时期。由17世纪末到19世纪下半叶，100多年时间，俄国涌现了一大批研究西伯利亚问题的专家学者。他们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比较深入地研究了西伯利亚历史、民族、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地理等。所有这些专门研究为西伯利亚学各学科的系统、综合提供了依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西伯利亚地方自治运动活动家雅德林采夫于1882年发表的巨著《西伯利亚是如何殖民的》，这是一部突破了单一学科研究，对西伯利亚的经济、社会做综合考察的西伯利亚学著作；潜心研究西伯利亚的历史及社会问题学者谢格洛夫1883年出版《西伯利亚史重要资料编年目录》不权是一部历史编年手册，而且还是对西伯利亚问题系统研究的杰出作品；著名学者谢列勃林尼采夫系统提出西伯利亚学的概念、内容，并撰写了《西伯利亚学》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所看到的第一部俄国西伯利亚学专门著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系列专门著作及综合性著作出版，表明西伯利亚学研究进入了深入发展阶段。到20世纪60年代，西伯利亚学的主要标志《苏联西伯利亚百科全书》出版，全书四卷本收录词条近5万个，囊括了西伯利亚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1957年开始创建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在组织和研究西利亚各学科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这以后，俄国的西伯利亚研究作品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国。
    随之，西方的西伯利亚学也应运而生。西方国家对西伯利亚的研究开展较晚，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但发展迅速，约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独立的西伯利亚学学科。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3000多名苏联问题学者与专家，其研究水平进入了国际先列英国对俄罗斯及西伯利亚研究始于二战前后，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已有200多位大学教师专门从事东欧语言文学的教学，近200名学者从事历史及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加拿大有11个有关俄国和东欧问题研究机构，其中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方有关系的研究机构占三分之一。其他如法国、西德、日本也均设不少研究俄罗斯与西伯利亚机构，一些科学院等也有专人研究西伯利亚问题。
    徐景学研究员曾撰文说：“俄苏的西伯利亚研究深刻影响了国际学术界，也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深刻反思。西方的研究也令我们惊讶，促使我们奋进”。
    时代在呼唤中国西伯利亚学。时代发展，不仅使西伯利亚在全俄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也日益提高。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已成为俄同亚太地区交往的窗口与基地，也是俄为构筑亚太安全体系的基地。美国前总统里根曾说过，美国“未来的关键在太平洋”；日本也高谈未来时代是“太平洋时代”。为此，“北方圈”理论也呈现在世界人民面前。与此同时，西方的一些学者也强调亚太地区的作用，特别是西伯利亚的作用。英国教授柯尔比就曾说，西伯利亚是庞大的欧亚“心脏地带”，“今后将成为世界力量平衡的中心，成为世界最后的强大的挑战地区之一”。显然，作为与西伯利亚毗邻、陆路交界最长的我国，加强对西伯利亚的研究，发展中国的西伯利亚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和实践意义。不仅从学术、理论上可以更深刻地阐述有关西伯利亚地区的历史、民族、经济等诸方面的重大问题，推进学术繁荣和促进学术交流，而且这种深入研究有助于促进中俄两国及两上毗邻地区的友好交往、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及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二）时不我待
    时不我待，中国的西伯利亚学在孕育之中。这是时代的发展，赋予我国俄罗斯与西伯利亚远东问题学术理论界崇高的使命。徐景学研究员及其所领导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全体科研人员理所当然地把这一使命当成自己科研工作的神圣职责。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常和国家领导人就强调要加强外国问题研究。1963年，设在黑龙江省的苏联研究所就是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部起草报告，又经陈毅同志、周恩来总理批准，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而创建的。从此，中国的西伯利亚研究步入一个有序推进时代。1968年以前，该所进行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收集了许多苏联远东各方面的资料。文革期间，该所虽解散，但部分科研人员从1970年起开始恢复工作，1973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全国较早重新建立并开展科研工作，原苏联远东研究所改建为其第二研究室。1974年创建了我国迄今为止的独家西伯利亚问题学术杂志《西伯利亚与远东》（1988年改为《西伯利亚研究》），为西伯利亚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园地，培育了中国一代西伯利亚问题专家。1979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建立后，原第二研究室改为西伯利亚研究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苏俄研究、西伯利亚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后20年来，全国已发表有关西伯利亚问题的专著约30种、译著近40种，论文达1500篇。其中黑龙江省西伯利亚所科研人员发表近千篇论文，有30多篇在国外发表或被介绍撰写与发表专著近30部，主要涉及历史、民言辞、经济等领域，俄、美、英、日、芬、法、加及香港、台湾等学术界及报刊多次报道了该所的科研成果。《西伯利亚研究》已出版150期，总发稿量达1600万字。至此，可以说，我国对西伯利亚问题的研究呈现了成果丰富、领域扩大、重要学科有突破的特点，同时，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为代表，以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俄罗斯与西伯利亚的研究机构为骨干的研究西伯利亚基地已经形成，这种学科优势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
    徐景学研究员自1962年哈师大毕业就一直从事俄罗斯史学，尤其是西伯利亚历史研究工作，同时涉及中俄关系、中俄经贸及边贸等领域，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和省社科基金项目，撰写和主编了《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等18部学术专著及160余篇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10余篇在俄、美、英、韩、日等国发表。屡获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他从1983年起任西伯利亚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晋升研究员，任所长，系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兼职黑龙江省东北亚研究会会长，1991年任东北亚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88年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黑龙江省级优秀专家，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荣誉博士称号。2007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授予他终身荣誉研究员证书。他的专著《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纪略》（18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介绍了俄国征服西伯利亚过程，剖析了俄国征服的目的及背景中，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提出了创见，为我国西伯利亚利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该书被该学界视为我国第一部研究西伯利亚历史的拓荒之作，同时也得到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的好评。不久，徐景学研究员又撰写了《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开发的回顾与展望----西伯利亚开发的百年》（34万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该书纵横西伯利亚400年，全面系统总结其开发的经验与教训，预测其未来，有独到见解，具有拓荒补白作用。1989年，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26万字《俄国史稿》，全书对俄国历史上重大问题进行潜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些内容在国内学术界具有开创性研究，填补了空白的，是当时国内出版的唯一一本独具特色的俄国史研究专著。1991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主编的《西伯利亚史》，48万字。该书引用中外文资料数百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第一部西伯利亚通史著作，书中涉及西伯利亚历史所有重要问题，在借鉴俄国及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及成因、历史分期均提出新的看法。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60万字专著《俄罗斯东部经济研究》，全书较系统地研究自17世纪以来西伯利亚经济的发展过程，剖析了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与远东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存在的困难，阐述了中俄两国在西伯利亚与远东经济合作的现状及前景等。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经济著作，既包括经济开发史，也包括区域经济、外贸经济、产业经济诸问题。
    基于上述我国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的历史、经济、民族、文化等诸方面深入研究与突破性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明确提出中国西伯利亚学的概念，并提出创建中国西伯利亚学的构想。西伯利亚研究所张寰海在1986年主编的《苏联领导人论西伯利亚》一书中就提出要“为尽快建立中国的西伯利亚学努力做贡献”。同年4月徐景学在伦敦参加“西伯利亚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西伯利亚的开发与中国的西伯利亚研究的》的发言，明确提出建立中国西伯利亚学的意义及设想。当时，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单荣范也予以极大关注，提出“西伯利亚研究,是黑龙江省一个独具特色的优长学科”。省社科院院长高骞则以《为在中国创建西伯利亚学而努力》为题撰写了文章。1998年，徐景学在《西伯利亚研究》第1期发表了《西伯利亚的开发历史与亚太地区——兼论在我国创建西伯利亚学的几个问题》，文章确切提出西伯利亚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和对西伯利亚的系研究，认为“在中国学术界的神圣殿堂里，西伯利亚学理应占据应得的一席之地”。此后在国内外的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都多次表达了建立与发展中国西伯利亚学的看法。中国创建西伯利亚学的倡议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认同。
    （三）时怀夙愿
    时怀夙愿，终于完成使命。1999年徐景学、王晓菊著《西伯利亚学与中国》付梓，2001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25万字。徐景学研究员在该书序言中说：“酝酿撰写这部书的时间，约在10年前，此后，经过数载，收罗大量中外文史料及相关材料，尤其利用多次赴俄考察访问之机，查阅了许多俄文资料”。显然，这部来历不凡的专著既是徐景学等十几年如一日磨剑之精华，也是我国学者几十年学术研究积淀之必然。
    徐景学研究员在透过中外学界研究中，认识到，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科，是一个复杂的、跨学科的、多学科的系统工程。西伯利亚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冲撞珠交汇处，是亚洲文明与此太平洋、北美州文明的重要融合点，其区位的特殊性和地缘因素的复杂性及其历史与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决定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地区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的必要性。因此，他认为，所谓中国的西伯利亚学是中国人对西伯利亚学问的研究与总结。西伯利亚学作为地区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组合及系统分析、归纳的学科，中国西伯利亚学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和特点。此外，中国西伯利亚学由于是中国人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注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资料补充及中国环境的色彩。这也就构成了中国西伯利亚学有别于俄国及西方的西伯利亚学的基础。
    《西伯利亚学与中国》的目的还在于较详尽介绍俄苏及西方国家的西伯利亚研究状况、西伯利亚学的形成与发展脉络，详细罗列中国历史典籍中关于西伯利亚的记载史料，阐述近百年中国对西伯利亚的研究历史。因为中国古代史料中大量关于西伯利亚的记载与研究成果，在俄罗斯及西方国家尚鲜为人知，挖掘这些属于世界人类的宝藏是中国学者研究西伯利亚学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国西伯利亚的重要特点。该书还特别论述了近30年的西伯利亚研究及中国西伯利亚学的形成，阐明中国加强西伯利亚研究、发展中国西伯利亚学的必要性。总之，该书把这些珍贵资料奉献给国际上的西伯利亚研究者，这将会丰富西伯利亚研究的内容，拓展西伯利亚学的领域。
    《西伯利亚学与中国》还勾画了中国西伯利亚学学科框架、学科特点、学科发展思路。认为构筑西伯利一类学应遵循以下原则：其一，西伯利亚学是地区学，地区学问的系统研究与归纳。其包涵的领域是多学科，甚至是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相互联结。其二，所谓多学科组成一个西伯利亚地域学或地区学，其涵义，应选择其中若干主要学科为骨干，构成西伯利亚学的主体是必需的、可行的。其三，选择主要学科为骨干，是将这些主要学科的内定加以融会贯通，寻找其内部的有机联系，进行综合分析。即西伯利亚学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系统工程。该书认为，中国西伯利亚学科的构筑的内涵至少应有以下内容：一是研究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及其同当地居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二是探索西伯利亚经济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及其规律、特点。三是研究西伯利亚民族文化、地区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作用。
    徐景学研究员把最宝贵的年华无私献给了他一生挚爱的西伯利亚学研究事业，他在俄罗斯问题及西伯利亚学研究中独特建树，赢得了国内外同行学者的认同和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