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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创造的奇迹——记文学史、文化史专家张碧波
日期:2010-08-26 来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疾病的重创给人带来了灾难,在灾难面前,大多灵敏人无可奈何花落去,然而有的人却无视其存在,化险为夷,以强烈的未竞事业的使命感书写了世间奇迹。
    1992年,张碧波先生因脑缺血倒在了马路上……
    张碧波先生(1930年12月生,吉林伊通人,研究员,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由于事业的需要,1985年从哈尔滨师范学院(现哈师大)中文系古典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调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1980年晋级副教授,来院当年晋级研究员。此时,先生已从教30年,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先生才思敏捷,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敢于探索,是黑龙江省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著名学者之一。他1960年就已开始发表在国内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论文。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学术体系和文学史观,于1977年之后转入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曾在《文学遗产》、《光明日报》和《北方论丛》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大多收入《中国文学史论》一书),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对形成、推动和强化当时学术界的宏观研究思潮,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张碧波先生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学宏观研究方面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来院翌年,张碧波研究员开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课题。他认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多为草原游牧民族)从文化史视角立传,是中国学术史、中华文化史上一个开创。一是打破认为中华文化是华夏——汉族的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没有什么文化呆以入史或谓之文化极为落后的传统观念,从中华民族观、中华疆域观、中华文化观的综合视野,重新开掘、发现北方民族文化,为之正名,为之立传。二是宣传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而北方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史上占据极重要地位。因此,重塑中华文化史,势在必然。所以张先生认为,在中华大地上,应以中原黄河文化为中心,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诸多区域文化同时并存、同时发展中,相互钩链、交互作用,交感激荡,最后构成中华历史文化整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在多元与一元、封闭与开放、分裂与统一、斗争与融合、停滞与活力、礼让与抗争的多重矛盾对立统一发展中,在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对立斗争中,构筑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成中华民族实体,形成中华文化传统。
    基于上述认识,在院党委和相关省区市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他组织了东北、华北、西北的辽吉黑、北京、内蒙、山西、甘肃、新疆8省区市70多位相关学科专家学者攻关。旨在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整合的基础上对北方民族区域文化历史的考察,揭示其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发展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为研究和重塑中华文化史奠定基础,从中认识中华文化构成的复杂历史过程与文化传统形成的诸特征。这对加强今天的民族和睦团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认识中华文化的发展运动规律,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在这样一支庞大的跨省份和地区,多个学科的科研队伍艰难的整合中,需要主编们,尤其是第一主编张碧波先生竭尽其多年深厚的学养积累,耗费其极大的精力。至1992年,经过7年时间的奔波、探索、忙碌及筹集科研经费等种种艰苦努力,课题进展初见成效。就在课题成果《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卷《民族文化卷》即将付 ,下卷《专题文化卷》将进入审稿、统稿、定稿的关键时刻,张碧波先生过度劳累,身心俱疲,意外地倒在了马路上……
    肩负着国家课题的重任,强烈的责任心支撑他在较短时间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不久就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课题的紧张工作中,这是在与生命抢时间,以牺牲自身健康为代价。历经漫漫10年的艰苦奋斗,全书上下卷煌煌250万言于1993年和1996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后,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行是被中央民族大学列为民族学博士生必读书,同时还荣获1998年黑龙江省第8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特等奖(是我省自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评奖以来仅有的三项特等奖之一),并荣获2002年度第13届中国图书奖。先后被香港中央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一些高校图书馆收藏;《民族文化卷》中《匈奴族文化》一章为美国《WiKi百科全书》翻译收录。
    1997年,在乙延续近7年时间,圆满完成其所主持的国家级课题后,先生才算完全离开了他眷恋的工作岗位。但基于他十多年潜心北方民族历史和文化问题的学术积累,特别是1995年他从韩国一位学者处了解到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将成为东北亚学术研究与争论的热点后,认识到这是一个关乎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的大问题,于是立即转入对中国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研究,并就这方面问题写了一份情况报告,转发在黑龙江省新华分社内参上,受到了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很快,经领导批示,在东北三省相继成立了高句丽研究中心、渤海研究中心。
    经过几年研究探索,2000年出版了《东北古族古国文化研究》,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张碧波先生承担上卷,为34万字,收24篇论文。论文分三个系列:一为箕子朝鲜,二为高句丽,三为渤海,有针对性地从正面对三个东北边疆民族政权的性质、文化归属等方面进行论析,揭诸三者历史文化之根,批驳了国际学界的一些错误观点。本书对箕子《洪范》的文化说明,君子国,箕子与 侯,箕子朝鲜晚期史事等作了较为深入研究,为更深入全面研究打下了基础。本书中的《说北发》通过文献与考古的整合研究首次确认北发族为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的的大野兽狩猎者。
    与此同时,先生又承担“东北工程”的国家课题部分项目,独立撰写专著《箕子与箕子朝鲜研究》40万字、《渤海国外交史》25万字;参加并完成了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朱国忱先生主持的《渤海史论》20万字的课题写作;参加并完成了东北师范大学刘厚生先生主持的《长白山文化研究》3万字的课题写作(到2005年该课题基本结项)。之后又与朱国忱先生合作,完成了我省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项目《渤海史丛论》的研究写作,该书为15万字。
    2000年,张碧波先生又患脑腔梗、脑萎缩,病魔再次侵袭他已7旬的多病躯体……
    脑部疾病给先生写作带来极大麻烦,视力下降,手握笔困难,更无缘电脑,然而东北民族和疆域问题激励着他,鼓舞着他,他硬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困难,继续写作,开始了站着著书立说的艰难征程……
    2002年,先生出版专著《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上下卷,7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论稿》开头5篇:《关于历史上民族归属与疆域问题的再思考》、《中国历史疆域诸说辩证》、《关于东北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兼评东北史学研究的几种倾向》、《从渤海史研究说开去——关于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国历史疆域的界定与文献学考古学的根据》等,以微观与宏观结合、文献史料的辩析与重新解读,对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的错误观点作了必要的辩证,其中涉及我国史学界一些大家如谭其骧、白寿 以及孙进己诸先生的一些论点。在静态与动态问题的考察上,强调历史与历史疆域是变动不居的;在疆域与民族的考察上,提出疆域有两个层次;凡属中华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及政权领域为中华政权的中华疆域,不论是中央王朝还是边疆地方政权;还应有地处边疆的中华古族虽未建立政权却是这地区的开发者与建设者——即本民族生息繁衍的边缘陆路领土和海洋领土。在地域与文化问题的考察上,提出疆域的完整与连续性。
    《论稿》收录著者关于箕子朝鲜问题研究12篇,其主要议题是和国际国内学界在箕子朝鲜问题的争论,在箕子与箕子朝鲜是一个历史存在的问题上,批驳了日本、朝鲜学界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在“东走朝鲜”、“辽左殷商青铜器与侯亚疑以及燕国与朝鲜的关系“诸问题上与张博泉、杨军、闫海诸人的争论,澄清了一些研究误区。《论稿》收录著者高句丽研究7篇,主要以研究高句丽文化与中华文化同一性为重点。《论稿》收录著者渤海研究9篇,主要是对两唐书的“依附”说、学界的“白山”说以及“判乱”说进行驳论,还渤海史以历史原貌;探讨关于渤海大氏及其谱系的历史真实原因,从而为唐朝与渤海的关系找出新的佐证,也为渤海大氏、渤海文化与中华文化作出新的探索;同时从文明史学视角探索渤海文明及其与唐朝文明的内在联系,这些应是渤海史研究的新的发展。《论稿》最后收入著者希望予以关注的几篇文稿:《中华文化圈中的新罗》从中华文化史及文化关系史学视角探讨了朝鲜半岛上新罗文化特征及文化渊源问题,认为新罗文化是融合了中华文化而形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这是一个具有一定开拓性的研究。《契丹族的萨满文化论》探讨了中华古代萨满文化,揭示出契丹族的萨满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神秘性诸特征,及给后代民族与王朝文化以重要影响。《如此“山海经”》驳斥了有人以《山海经》学专家自居,无端攻击诬蔑东北学界“沿用了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主义”观点。《评百年敦煌》则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抨击了《百年敦煌》作者是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打着“全人类”的招牌,抹杀文化遗产的政治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属性。《关于大汶口文化三种习俗的文化思考》是对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区域头骨枕部变形等三种习俗的考古学与文献不宾整合研究考察,认为大汶口文化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创造了一个文化模式:王权源于神权,并以其不可逆转的文明动力影响历史的发展。《从文化生成的原生态角度考察西藏高原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是为了科学地揭示西藏原始文化及其与中华内陆的历史文化联系,对探讨西藏文化的归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是藏学与西藏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东北民族与疆域论稿》出版后,在国内国际产生了一定影响,此书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2004年,专著《中国东北疆域研究》已脱稿,全书20万字,于2006年初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文献史料与考古学史料的整合研究为依据,正面阐述了中国东北疆域的历史沿革,并在澄清史实,纠正误差的基础上,还历史本来面目。此书已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张碧波先生多年在文学史、文化史,文与史跨越、交叉、整合、通融,融会贯通中,精神上的博大享受不仅无形之中减轻和忘却事实仍存在的病痛,同时也使先生在文与史宏观研究中更加游刃有余,不断走向思辩世界的自由王国,开始转向中华文明史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2005年,张先生的专著《中华早期文明的文化人类学考察》,30万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收在文明起源以及文明独特性等方面提出系列性的命题:第一,在中华上古史存在一个玉器时代。它就是人们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并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前后有五、六千年之久;这又是中华文明产生的时代。玉器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精神文明的载体,提示出中华文明产生的独特道路——借玉器以沟通天地、独占玉器好独占通神的权利,王权正来于神权,由此规定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特质—王权神授。第二,在中华早期文明上提出早熟性的独特特征问题,这是以马克思的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早熟的儿童”的理论为根据,结合中华文明产生的独特道路而提出的。所谓“早熟性”指在母系氏族社会尚未解体,就产生了文明的条件,由部落联盟过渡到文明阶段,聪明酋长因独占神权而为王者,故而早期文明带有浓重的氏族社会文化残余,并决定性地影响着文明王国的发展。这为创建适合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第三,巫史文化是中华新石器时代中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起点。在张光直先生观点基础上,又作了深入考察。认为巫者为智者、圣者,为沟通天地的通天阶级,独占神权是巫者的本事,而独占神权的巫者又为王者,王巫结合是中华文明产生的独特道路与特点。第四,在文明起源上提出第一代文化人。此问题是一个学术发现。作者认为中华第一代文化人参与并创造了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发挥重要作用。这在世界文明中外是罕见的。书中揭示了文化人的文化作用,并指出第一代文化人突破神秘氛围,从神本走向人本,开创了极富中华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
    这本具有开拓意识的专著是在考古与历史整合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考察中华文明的起源以及早期文明诸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发明与发现。这对中华文明探源工作、对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均会有所补益。
    2007年,张先生的专著《中华文明探源》,3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前四章为本书的文明理论观念、理论框架;后八章分别研究探索各区域文化王国文明的形成、道路、特征等诸问题。在文明理论观念部分,著者认为,在中国学界流行的“历史阶段三段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及“文明三要论”:文字、城市、金属器具等文明理论观念并不符合中华历史的实际,根据考古文化学与文献学,在石器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横跨六千年之久的以玉器——精神文化生产为主体的时代,即中国历史的新石器时代。玉器是部族集团首领与巫觋祭祀天神、地祗人鬼的重要礼器和用以沟通天地的神器,因而,玉器成为中华古史文明发祥的开端,而创造宗教——巫术文明的就是王者兼巫者,王权源于神权,这显示出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和中华文明的特质;也标示出玉器时代正是中华古文明的诞生时代。同时,巫觋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宇宙本体论观念,上古三代的巫觋为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他们与上古三代诸帝王,共同创建了中华早期王国和王国文明史。基于上述的认识和理论观念,在考古与历史整合研究视角下,张碧波先生对中华新石器时代的三皇——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大汶口王国、红山王国、良渚王国、唐尧王国、虞舜王国、三苗王国等诸王国文明的产生、其独特道路及其文明内涵特质等进行了研究探讨。初步揭示了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中华文明诸特征以及各族团体在文明史上的伟大贡献。
    2009年,张先生的专著《华夷变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25万字,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笔者经多年研究积累,认为华夏与夷狄关系是贯穿古代中华文化史、中华文明史始终如一的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华夏与夷狄两在方面的力量消长、发展、演变、碰撞融合,直接影响着中华历史进程,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影响并推动中华文明史的前进。从中,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史的运动规律。
    同年,先生还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巫术萨满文化研究》,全书40万字。
    同时,张碧波研究员还带领本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庄鸿雁等年青一辈,完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规划重点课题《黑龙江流域文明初始形态研究》初期成果《重写黑龙江文明史》30万字,预计2010年将全部完成。
    张碧波先生说:“在我50多年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中,一种使命感、一种紧迫感推动着我。1992年因脑缺血而倒在马路上,并未影响我一心完成所承担的国家项目;1997年虽已完全离休,但东北民族与疆域问题牵动我的心;2000年后因脑腔梗、脑萎缩,右手不能握笔,视力下降,又不能使用电脑,我仍坚持站着写东西,送打字社自费打印。一个人似乎不必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应追求生存的厚度,不断拓宽学术领域,读书、思考,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所以我小小书房命名为读书斋。”
    张碧波先生在患有严重的脑科疾病情况下,离休十余年,站着写作,竟出版8部(9册)专著,达266万字;尚待出版的专著4部,共88万字。他还带领年轻科研人员完成省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课题,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这种对党的事业崇高的敬业精神,对科学顽强探索的精神,不仅给予他战胜疾病的无穷力量,同时也为黑龙江边疆文化大省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因为这样,2007年,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授予他终身荣誉研究员称号;2008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授予他“龙江文化建设终身成就奖”。
    张碧波研究员是科研人员的优秀代表,是青年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