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白同志是在１９７９年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担任第一任院长的，当时他是负责理论宣传与文教方面工作的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省委书记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在当时各省相继建立的社科院中还是十分罕见的，这表明了省委对社会科学工作极为重视。剑白同志曾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员，东北光复后，随抗大总校回到东北，长期在黑龙江省负责宣传理论及文教工作，确实是担任社科院院长的合适人选。当时，在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后，一大批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迫害的老同志来社会科学院工作，他们有的是剑白同志的部下，有的同剑白同志交往很深，对他的工作作风和人品都交口称赞。遗憾的是那些老同志多已作古，只好由我这一当年的小字辈来回忆与剑白同志的接触交往，回忆他对社科院和社会科学工作的关心与贡献了。
一、确立社科院的办院方针
我是在建院前一年进入当时的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当时在第三研究室（历史研究室）工作。研究所是在“文革”后刚刚恢复的，人员还不多，记得新发给我的工作证是６０多号。当时社科联还没有独立出来，与研究所都在花园街的小楼里办公。一楼是收发室、会计室、办公室等行政部门和图书馆，二楼是三个研究室和所领导的办公室。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时候，青年人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虽然在一层楼上，我们也不了解新建立的社科院的领导同志们在“草创”时期如何制定政策、考虑人员安排及科研机构设置的情况，但是我的直接领导刘民声（原第三研究室主任、建院后担任副院长）、孟宪章（原第三研究室副主任、建院后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等同志都是剑白同志的老部下，经常向我们说起同他一起工作的情形。他们有几次到省委向剑白同志汇报工作，我参加做记录，所以也见过几次剑白同志。那时的省委领导还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总会保留着时代造就的军人的粗犷作风。但剑白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慈眉善目的长者。每次听汇报，他总是耐心地听着，很少打断。等汇报完了，他才笑眯眯地提出一些问题，或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但是还要请大家讨论。战争年代的风雨留在他的身上的痕迹与其说是粗犷，不如说是更加细腻。
不久，省委任命李友林同志担任院长，因为剑白同志在担任省委书记的同时又担任了哈尔滨市委书记，后来担任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虽然我知道他依然关心着社会科学院的事情，社科院一旦有困难，仍然会找他解决，但毕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专注于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是，在剑白同志退出第一线工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后，却因为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的关系，又开始全面地关注社科院的工作，而且我也同他建立了忘年的交情。
那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日本取得了战后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在迎接战后４０周年之际，日本社会流行起“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掀起了一股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风潮。当时在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向历史学界提出了应警惕那些翻案言论的意见。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经东北三省省委批准，成立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由东北三省退下来的三位省委书记于林（吉林），剑白（黑龙江）和李荒（辽宁）同志担任。剑白同志同于林、李荒两位老书记是延安时期的战友，都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解放后虽说都在东北工作，但分在三个省，也并不能常来常往。现在退下来领导这项工作，倒是给三位老同志提供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三位老书记都是５０年代起就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前辈，是我们的尊敬的长者。以前只能偶而遥望他们在大会主席台上的身影，现在经常在一起，给了我们许多向他们学习的机会。特别是他们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都给我以很大的启迪。
我当时已经在主持历史所的工作，所以也成为编委会委员和总编室的副主任，负责黑龙江省的工作，必须经常向剑白同志汇报工作，同时也有许多问题请他批示或解决，于是有了相当密切的交往。退出一线的剑白同志虽然在省委还保留了办公室，但基本是秘书在那里值班，收发文件，自己主要在家里办公。我们见面的地点一般也就是在他的家里。那时他还住在道里区市委领导的院子里，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哈尔滨市委书记，工作调动后仍然没有搬家。他说舍不得院子里亲手种的葡萄和沙果。确实，每到收获季节，他总是高兴地让我们品尝他的劳动果实，还总要给我准备一筐给家人。
\ 对于社会科学院来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是一项很新的工作，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而许多事情要跨三个省，在启动的初期有许多困难。剑白同志曾经回忆说：“我们三个主任、副主任在三省到处跑，争取经费，讨论研究计划。由于李荒的腿不好，我和于林到辽宁的时候多些。”那时，剑白同志一旦去辽宁和吉林，一定要我同行。路上，经常听他讲述自己的经历。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剑白同志还是中学生。为了不当亡国奴，他跟随东北中学的师生辗转到了关内。东北中学后来在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的鸡公山落脚，他也从那时开始了学习和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又从那里到了延安。
我也曾经问过他在社科院担任院长时候的事情，他曾经回忆说：在社会科学院刚刚建立的时候，对于地方的社会科学机构应当办成什么样子，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如何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等问题，是当时的领导班子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思考、研究和摸索的事情。在反复实践和参考其他地方社科院经验的基础上，才逐渐确定了“要使社科院成为省委、省政府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研究机构，要通过总体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要使社科院成为全省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前哨阵地”。后来，剑白同志又根据这一办院方针，提出了：科研工作除了要参加一些必要的全局性问题研究外，还要突出地方特点，从我省实际出发，有重点的确定科研项目，不要搞大而全，要紧密结合实际。同时，当时也确定了以应用研究为主，但要强化有一定成就的基础研究的方针。现在看来，当时确定的这些原则很有前瞻性，完全符合中央在进入２１世纪后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所做的决定的精神。
二、培养年青人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建立的时候，剑白同志已经年逾古稀，而且人大常委的职务也即将到任了，本来是想真正休息的。但他得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和省委的安排，好像又到战场上一样，立即进入状态了。在当时东北沦陷史编委会的三个主任中，于林同志年纪最大，李荒同志身体不好，所以剑白同志说他是最“年富力强”的。每逢三省开工作会，三位老书记坐到一起的时候，剑白同志从来都要我们围过来“旁听”。他们三人回忆当年的战斗历程，还风趣地互相“揭”对方当年的“短”，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一代人朝气蓬勃的样子。他还经常就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现象要我们解释，什么流行歌曲啦、流行服装啦，而且同大家一起开各种玩笑，慢慢地拉近了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他总是很耐心地听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牢骚，我们也习惯了，有什么意见都随便同他讲。他虽然从来没有直接地表态或批评，但是听了他和老同志之间的聊天、谈话，似乎总能从中找到一些答案。后来我终于体会到，剑白同志其实一直考虑着如何培养年轻人的问题，正如他说得最多的，是“让我们这些老头子再带一带年轻人”。
编委会成立后，三个省的工作进展参差不齐，而且由于地方政府承受着经济发展方面的压力，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的投入还不够多，课题开展面临许多困难。因为总编室在吉林省，所以开始的时候，吉林省的工作进展相对快一些，经费很快得到了落实，课题组的活动也开展起来，与辽宁和黑龙江拉开了距离。剑白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十分着急。那些天，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我来电话，或者就约我在他家里商议，特地在我们给省委的报告上批了很长、很恳切的一段话。新的省委领导对剑白同志十分尊重，由于他的直接介入，许多问题立即解决了。几年后，黑龙江课题组的研究工作在三省中脱颖而出。剑白同志看到这一结果相当高兴，说终于可以向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交账”了。
当工作顺利开展，我刚刚觉得可以喘息一下的时候，剑白同志又开始着手东北中学抗日救亡活动的课题研究了。
原来，“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课题的承担者，大多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抗日战争，也没有当年生活体验的年青研究人员。由于对抗战历史的感性知识少，所以也难以建立对抗战历史的真正理性科学的认识。东北沦陷史研究开始后，剑白同志从我们制订的课题研究计划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对我们的计划没有提出任何批评，只是提醒我们要注重实地考察，注意发挥当年参加抗日战争老同志的作用。关于实地考察，后来我们通过对黑龙江边境地区日本军队要塞的调查和对当年劳工的访问得到了实现。而对如何发挥老同志的力量，我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剑白同志就提议，由他出面约请从东北流亡到华北的东北中学的老同志和老战友撰写回忆录。这些老同志大部分都在北京，剑白同志就派我们到北京同这些老同志约稿。虽然老同志都答应了，但过了很长时间仍然没有把稿子交出来。因为都是老同志，我们干着急但没有办法。为此，我几次找剑白同志发牢骚。
一天，剑白同志找我，说要趁在北京参加人大常委会的时机，同老同志们见面，帮我们催稿，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我们是乘17次特快列车去北京的，记得上车后发现回黑龙江度假的老省委书记李力安同志就在隔壁的包厢里。两位“李书记”见面后十分兴奋，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
到北京后，剑白同志出面宴请撰稿的老同志，并借机召开座谈会。黑龙江驻京办事处还特地准备了笔墨纸砚请老同志题词，所以老同志都特别兴奋。剑白同志带头回忆当年离开东北到北京、再到鸡公山的东北中学流亡的生活，勾起了许多人的联想。于是，有人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景，有人回忆到北京后继续上学和收复东北的愿望，有人回忆学校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人回忆到鸡公山以后军训和学习的情形。虽然在那之后，东北中学的学生们进入了不同的抗战队伍，但是心还是紧紧贴在一起的。等大家说得差不多的时候，剑白同志站了起来，向全场老同志双手抱拳致意，说：“我们今天聊得很痛快，我在这里再拜托大伙儿一件事。那就是请诸位把今天的回忆帮我们写出来。我现在负责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工作，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现在的年轻人对当年的事情没有亲身体验，开展研究有很多困难。仰仗诸位帮助我们培养年青一代。知道诸位年纪大了，有的任务还很重，但扶植年青人是我们的职责，我在这里再次拜托了。”剑白同志的话虽然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也没有任何指示命令的口气，但得到了老同志们的积极响应。
果然，这次会后不久，稿子便陆续地寄来了。我在看到稿子的时候，也领会了剑白同志处理困难问题的方法。
三 黑龙江地区开发研究咨询委员会
东北沦陷史研究步入正轨后，１９９９年４月的一天，剑白同志打电话给我，约我到他家里去一下
我到剑白同志家的时候，他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了。和往常不同，这次不是我一个人，有我不认识的原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有从事能源开发的企业的老总，有从事地质资源开发的技术人员。剑白同志让我们坐下后，指着那些资料说：“请大家来，是想商议一件事，我已经想了几天了，找了一些资料，你们先看一看我用红笔划线的那部分。”我一目十行地迅速浏览了一下，都是关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方面的情况，也有一份关于中国石油生产情况的报告。等我们看完，剑白同志开始说：“目前，我们国家的石油的供给还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省的大庆始终保持了稳产的局面，可是，我始终觉得按照中国现在的发展速度，总有一天会出现石油的紧缺，必须未雨绸缪啊。”原来他是在关注能源问题，难怪有这么多部门的同志来。
他又拿出一份资料让我们看，那些资料介绍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北部的天然气蕴藏量的情况，说那里石油及天然气的蕴藏量很大，但遇到了资金和开采技术、能力的限制。剑白同志说：“我们有大庆的经验，如果投入资金进行开发，同时建设输油和输气管线，就近利用那里的石油天然气，对于我们国家的能源建设，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方针。”
剑白同志的话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于是围绕这一话题热烈地讨论起来。来自能源开发的企业老总尤其兴奋，他们说许多人现在还盲目地以中国是能源大国而沾沾自喜，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隐患了。剑白同志的意见确实是高瞻远瞩的。
剑白同志给来的人一一布置了任务，让他们回去准备。然后让我上楼到他的卧室。只见桌上摊满了各种资料，有大参考、内部信息、简报，床上铺开了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两张大地图，放大镜还摆在上面。我不解地问：“怎么了？今天不是谈十四年史的问题么？”剑白同志让我看地图，他已经在俄罗斯地图上产石油和天然气的远东北部用红笔画了一个圈，用粗大的红线与东北的大庆联起来。然后，他又兴奋地谈了他的设想，让我帮他寻找更详细的俄罗斯方面的石油天然气产区的详细资料。我想起俄罗斯与日本学者最近刚刚在日本的北海道召开了开发俄罗斯远东石油天然气的会议，会议的论文集刚刚公布，那里有相当多的技术资料。剑白同志听说后十分高兴，想马上看到。我立即请司机回办公室去取。然后，剑白同志又对我说：“社科院应当重视这一问题的研究。不要觉得我们的石油天然气还很充足，要想到长远。”
从剑白同志家出来，我十分感慨，一路上都在想：剑白同志退出省委领导第一线已经许多年了，但是他每天思考的问题完全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他在退下来后就担任了由离退休老同志为主建立的黑龙江地区开发研究咨询委员会（“龙开委”）的主任，他这个主任决不是挂名的，而是相当投入地工作。他把自己的几任秘书都拉到委员会里来，让他们为委员会的工作尽力，我也被他指定担任委员，以便利用社科院的智力资源，每年都完成５~６篇有相当分量和实用价值的研究报告。社科院的职能中也有做省委省政府“智囊团”的一条，但是我觉得比起剑白同志主持的龙开委的工作，社科院的咨询似乎仍然距离第一线的工作远一些。例如，在利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问题上，社科院确实也曾有人提出过建议，但是像剑白同志那样综合各种信息、结合各个部门的工作而提出建议的，似乎还没有。
过了几天，剑白同志又打来电话，说他反复思考后，觉得还需要听一听大庆油田方面的意见，要我陪他一起到大庆去考察。
我们下午３点多到了大庆，剑白同志马上就同大庆市的领导同志谈话。他拿出笔记本，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问题，直到开晚饭的时候，问题还有一多半没有问完。于是，晚饭后继续讨论。地方的领导同志一再请剑白同志休息，说第二天可以继续谈，但剑白同志执意要听完对所有问题的回答。等大庆的同志走后，我们又归纳整理所有的意见。原来，我们平时从报道中听到的关于大庆的情况真的有相当大的距离。首先是石油产量，尽管媒体经常报道大庆多年来稳产高产，始终保持在５０００万吨，但那实际是在大庆石油工人竭尽全力下取得的。为了稳产高产，大庆的石油工人想方设法，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更严重的是还存在许多隐忧，不能保证今后永远保持这一产量。而问题一旦出现将是十分严重的。看来，实际情况完全验证了剑白同志的担心。
第二天从大庆回来，已经是中午了。剑白同志很着急，马上联络省委政策研究室和实际部门退下来的老同志紧急商议，归纳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出分步利用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天然气的设想，即第一步，先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第二步，利用石油列车将产自远东的石油天然气运送到中国；第三步，敷设自石油天然气产地到中国东北的管道。根据他的设想，我先草拟了一个提纲，他看后表示可以，希望我回去后补充进各种数据，形成正式报告。我离开他家刚刚回到办公室，他又来电话了，而且语气十分急促。原来，他听说国务院总理马上就要去俄罗斯访问，所以希望我马上把调研报告整理出来。好在许多数据已经是现成的，我立即动手，当晚８点钟把报告送到他家。他看了两遍，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他的名章，蘸过印泥，郑重地盖在上面，嘱咐秘书用急件立即送到北京，一定要赶在总理访俄之前。后来，在研究与调查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关于引进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项目的报告》。后听剑白同志说，朱鎔基总理就这一报告批示说：“大庆由于资源问题，采油成本越来越高，减产部分可以进口，从中东或俄罗斯进口，要进行可行性研究，由成本效益分析决定。”而从那之后，中俄之间关于石油天然气的谈判便开始了，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剑白同志设想的方案基本上实现了。每当看到有关中俄之间输送石油天然气的消息报道，我就想起了剑白同志手拿放大镜看地图的情景。
四 离别
２００４年７月，我接到了到北京工作的调令，马上先打电话报告了剑白同志。剑白同志说：明天你带上夫人和孩子来，我要和老伴一起给你们饯行。我当然恭敬不如从命，第二天到和平邨的时候，剑白同志和商大姐（剑白同志的夫人，我们一直沿用老同志的称呼）已经到了。饭菜当然很丰盛，但具体是哪些已经记不得了，但当时的谈话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说到我和妻子都是来自北京的知识青年，孩子刚刚到北京上大学，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么说你们来黑龙江已经有３７年了，比你们在北京上学的时间还长，确实是为边疆贡献了青春啊。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说：“我是很不希望你走的，为此还找过省委领导。以前南京大学曾想调你去那里工作，我就投了反对票。但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需要，地方理应支持。再说你上山下乡来黑龙江３０多年，现在回故乡工作，我虽然不舍得，但是也理解。只是我熟悉的社科院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些年我们来往很多，你给我很大帮助。希望你走以后不要忘记黑龙江，有时间回来看看，这里毕竟是你的第二故乡啊。”
听剑白同志这样动情地说，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其实，这些年里，我到剑白同志家，多数情况是汇报社科院及东北沦陷史研究工作的进展，请他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只要是社科院的问题，剑白同志一定全力支持，协助解决，从来没有拖延过。至于他念念不忘说我的帮助，我知道其实都是一些小事。比如，剑白同志的家从道里搬到开发区后，新房子里装了网络宽带接口。一天，我去看他。他说，“小孙子一回家就坐到电脑前面，连吃饭都忘了。原来不理解电脑何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后来听说网络上面的消息有很多，比看参考消息还及时，觉得真是好东西。可惜我都是８０多岁的人了，如果年轻一点，也想尝试尝试。”我随口说：“其实年纪大也没有关系，利用电脑上网其实不难，还是能掌握的。”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下一次去他那里，他说：“我已经买了一台电脑，你来教我上网吧。我就想看最新的消息。”我帮他把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以及雅虎、搜狐等搜索引擎的地址记在他的电脑上，他立即开始操作了。后来，他又让我教存储资料、使用Ｕ盘等方法，我每次去他那里，总要谈一谈电脑的问题。商大姐跟我开玩笑说：“你可是做了件‘好事’。小孙子忙着学习，不怎么回家，倒是老头子成天坐在电脑前了。”这些对于我来说本来是顺便做的，但剑白同志一直念念不忘。
剑白同志还说：“这些年你经常来，我有什么问题找你已经习惯了。以后再找你，可就不方便了。”我当时是答应剑白同志常回来看看的，只是到北京后，工作就出奇地紧张，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只能同他通通电话，还收到过他寄来的贺年卡。在２００７年春节的贺卡上，他告诉我说省委要他撰写回忆录，让我帮助他回忆在黑龙江省社科院工作的事情。在我开始回忆那些事情不久，就得知他到上海去看病了。我把电话打到上海，听筒里传来了剑白同志熟悉的仍然很有力的声音。我想，可能没有大问题吧。
然而，到了２００７年４月末，又传来了令人心焦的消息：剑白同志的病情恶化了。５月５日，我在山东济南参加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会议后直接赶赴哈尔滨，为的是与剑白同志见最后一面。躺在鲜花丛中的剑白同志还是那么安详，那么慈眉善目，身上覆盖的党旗是那么鲜艳。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正在一天天强盛，他挂念的社科院也在一天天发展。剑白同志可以安息了！
作者简介：步平（19 ——），男，北京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任省社科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