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我的科研

    科研办刘庆龙同志打电话过来，说是想让我说一说自己对科研工作的体会。说实在的，我感到非常突然。我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想过要说什么，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没有什么建树，不值得一谈。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编著和译著上。倒是有一些成果出版，数量也不少，但自己研究的东西不是太多。当然编著和译著都是研究成果，而且是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毕竟主要不是自己的研究心得。特别是退休十六七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平平淡淡，刻板得就像是一只老钟，一个劲儿滴答滴答地走，每天锻炼，游泳，写作，翻译，看看书，看看报，上上网，似乎忙得也不亦乐乎。但要说对自己的科研工作做一番思考和检讨，倒还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如果说到再要把自己思考的结果拿出来同别人分享，那就更谈不到了。因此乍一听到科研办的这个建议，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实在想不出我能跟同志们说点什么。非常犹豫，非常心虚胆怯，深怕会耽误了同志们的宝贵时光。
    前不久院庆期间老科协编了一本《学海夕拾录》，里头讲了许多老同事、老学者的业绩。我有幸参与编辑工作，认真拜读了每一篇文章，使我感动不已，大受教育。许多生活在我身边的同志，有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克服年高体弱等种种困难，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业绩；有的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写出了影响巨大的著作。有的才华横溢，著作中妙思如泉，给后人许多启发。我想以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成绩，可能更适合在这里和同志们交流。若是同他们跟他们的努力相比，自己根本不值一提。这绝不是矫情，这是心里话，是我的由衷之言。让我来同大家交流，向大家介绍自己做学问的心得体会，能讲出什么来呢？要说心得体会，这些年做翻译工作做得不少，在这方面倒是有一些体会，可是在座各位又不是搞翻译的，到这里来讲翻译问题，岂不是找错了地方？那么讲讲某个专业性的问题？显然不行。讲讲研究方法问题？高深的哲学层次的研究方法问题可不是急就章讲得出来的，研究工作中的小窍门又是因人而异的东西，在座的都是中青年科研才俊，可能比我的认识更深刻，办法更多。我可不敢班门弄斧。一时间活思想很多，对完成这项任务觉得底气不足。
    但是又转念一想，今年我已经七十六岁，虚岁七十有七，但却一直没有想过要对自己从事科研以来的工作做一个总结，认真检讨一下其中的得失和经验教训，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去年院庆之际，老科协在金增林同志主持下，编了一本《学海夕拾录》，要大家提供自己的资料，自己虽也借机把退休以来的工作汇总了一下，但却也只限于报报账，并没有从教训得失上去思考。不总结，不思考并不是什么好事，这也是浑浑噩噩的一种表现吧！一个人活到七老八十了，还是浑浑噩噩，听起来也不大好吧？郑板桥说难得糊涂，那是劝人对世事世人糊涂，对自己并不糊涂。如果检讨一下自己，让自己不要糊里糊涂地活着，不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吗？活到老学到老嘛。尽管蜡头不高了，但什么时候做个明白人也不晚不是？
    抱着这样的心情，我就觉得跟在职的年轻同志共同探讨一下交流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我还是很担心这些东西过于private，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对大家没有什么价值，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这就可能跟院里让我到这里来的初衷有了较大的差距。只好抱歉了。
    我的研究工作是从我调入社会科学院开始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来院后第一件工作也是由政治形势决所定的。我调到社科院的时间是1978年年末。那时还不叫社会科学院，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这时离我从研究班毕业已经过去了22个年头。当时苏联和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相当恶劣的时期，两国之间的边界还没有划定，东部边界谈判正在进行之中。苏联学术界利用他们掌握的档案资料，大肆炮制有利于他们反华的国际舆论。因此来到社科院之后，第一件事便是为前方进行谈判的外交部官员提供十七世纪以来中俄边界形成的历史资料，同时对苏联的反华舆论和著述进行全面梳理。
    关于中俄东部边界形成历史的俄文资料，主要保存在一部名为《历史文献补编》的资料集中。这是一部在十七世纪形成的档案资料集，文件都是用十七世纪的古俄语写的，大约30万字。当时已经有好几位同志正在翻译，译文出来之后不能用，便把稿子转到了我手上。于是我把它从新翻译过，算是头一校，然后又交给郝建恒同志总校，最后在商务出版。前后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当时为了尽快进入中俄关系史这个研究领域，一方面看了不少苏联的资料，一方面同国内搞中俄关系的同志有所接触，发现他们对苏联学术界的动向并不熟悉，觉得这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否则大家说话都说不到点子上。于是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七十年代以前的苏联对华研究》、《七十年代以来的苏联对华研究》等长篇综述，刊登在中国社科院的内部刊物上，引起了一些学者和官员的高度重视。
    我之所以提到入院之初做的最早的这两件事，是觉得这里面多少体现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工作的规律。在我国搞社会科学研究，不能脱离国家社会之所需。当然这种需要是广义的，范围很广，而且有的长线，有的短线。我之所以在踏入社科院的头一天就能投入紧张的工作，很快就能出成果，乃是因为我顺应了这种需要。而且从另外一方面看这种需要也有利于我发挥自己的有利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当然，如何能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需要思想、眼光，需要做一个有心人。不过，如果一旦能找到这二者的契合点，就比较容易做出成绩。
    但是，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能很容易找到这种契合点。哪有那么多由得你自己的“好事”。85年我被调到文学所，就接手了这样一个课题。那是国家的一个重点项目，叫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中的《赫哲族文学》和《鄂伦春族文学》。这个课题我完全是被迫无奈才接手的。到了文学所才知道这个课题是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宣部四家联合发文定下的国家课题，在我的前任所长李熏风、梁志强等同志在位的时候就已经布置下来，由我所承担赫哲和鄂伦春这两部。但是一直连承担课题的人员也没有定下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绝大多数同志对这件事不感兴趣，觉得这两个民族连文字都没有，光口头上那点玩意儿，没啥好写的。课题虽有，红头文件也有，可就是无人问津。另一个原因多少和这种认识也有关系，认为搞这种“遵命文学”再简单不过，分给几个人，三个月内交稿，何必兴师动众。当时我对我省民族民间文学完全是门外汉，但凭着不多的一点民间口头文学的见识，知道问题绝不那么简单。记得当时有个同志答应来做这件事，我很高兴。外单位又有一个同志愿意做这件事，于是费了好大劲把他调进来。不料屋漏偏逢连雨天。这两位一位未曾出师身先死，突然犯病去世，另一位坚决要求调转，去了别的单位。中国社科院督战的红牌下了好几道，情况已不允许我再拖下去，我只好被迫上马。这一搞就近30年，一直搞到现在。今年我还编了一本《黑龙江民间神话故事》，送到了人民出版社。所以说我搞民间文学完全是逼上梁山。
    上了梁山之后，才逐渐了解到这个梁山不是那么好上。任何问题如果要真正钻进去，都不可能是三言两语就说清楚的，更不可能是方方面面都那么通。我记得这时候围绕这个课题我相当努力地展开了一轮恶补，读了不少文化人类学、神话学、宗教理论、萨满文化、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研究原始思维等方面的著作，并对照着所能搜集到的相关口头文学资料进行学习，结果就是写了十五六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刊物和《学习与探索》等刊物上，跟黄任远、隋书今、厐玉田等同志合作写出了《赫哲族文学》、《鄂伦春族文学》两部专著。
《赫哲族文学》、《鄂伦春族文学》这样的书名，在这套《文学史丛书》中是一个异类。因为收入这套丛书的各民族有关著作，不是叫做“文学史”，就是叫做“概况”。分配给我们省的任务是让我们写“概况”。编委会大概认为赫哲和鄂伦春这两个民族因为是小民族，能写的东西也不多，所以要求不高，只要把口头文学的资料拢起来，整理出个条理来，也就可以了。但是稿子交到评审委员会去之后，看到是这样厚厚的一本，引起了他们的浓厚兴趣和重视。认为大大超越了“概况”的水平和范围，于是决定把它们升格为“文学史”。我当然也有同感，觉得它们不是一个“概况”，但也不具备作为史的条件，因为这里并没有论述两个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所以想了个办法，把它们就叫做《赫哲族文学》、《鄂伦春族文学》。在几十本原定为“概况”的著作中，只有两三本“升格”为“文学”，这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肯定吧。五年前贺嘉同志告诉我，《赫哲族文学》在少数所和中央民族大学、北师大同行的眼里，被认为是一本“在书架上站得住”的书，这对我实在是莫大的安慰。
    现在回想起来，这两本书虽然都有许多成绩，许多填补前人空白，发前人之未发的地方，但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短腿。最大的短腿就是不懂这两个少数民族的语言，因此妨碍着对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再有一点就是由于不懂日文，对许多卓有见地的日文资料参考和征引不够。这就构成了许多论述的局限性。奈何现在已难于补救了。
    退休以后，由于禀性难移，我依然笔耕不辍，由于摆脱了行政职务的羁绊，更使我能够随心所欲，得其所哉。这些年倒也出了不少成果。现在看来社会效果还不错。为此我有时不由得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不过这里头丝毫没有什么老骥伏枥之类的想法，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完全是率性而为，凭兴趣，凭爱好，凭良心，当然也凭作为一个老人所能具有的能力。我不能算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人。不过我对自己比较有自知之明。不喜欢的，没兴趣的，干不了的事我不去干，喜欢的、能够做的就抓住不放，认真把它做好。我青年时代命运多舛，吃过不少苦头。最痛苦的是那个时候什么也不让做，长达22年之久。不过经历过风雨的人，容易安于平淡生活，珍惜平淡生活，更觉得今天这种平平淡淡快快乐乐的生活来之不易。但也许是本性使然，却有点闲不住，觉得如果能做点事却不去做，让光阴白白流失，实在可惜。加之我不像别的同志多才多艺，会享受生活，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是个很乏味的人，什么绘画呀，跳舞呀，唱歌呀，几乎一窍不通。不瞒同志们说，打麻将我到现在也不会，十三张牌在眼前一立，马上头昏脑胀，眼花缭乱。有的同志喜欢喝点小酒，认为是至高享受。可我偏偏没这个福气。也想到外面去旅游，可老来添了个毛病，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整天无精打采，苦不堪言。一个啥也不会干，哪儿也去不了的人，退休后总也不能瞪着眼睛干呆着。偏偏这闲不住首先是思想闲不住。由思想闲不住又变成了手闲不住，偏偏我又会点外文，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搞点翻译，编点书，写点文章。
    前面讲到去年老科协编《学海夕拾录》，我借机把退休以来这些年做过的工作拢了一拢。这一计算，发现还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光正式在中央一级出版社和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或已经交稿的书，竟达到了20部之多。还发表了十来篇长篇论文，有的两三万字，有的万把字。虽说这些成果当中绝大部分是编著和译著，不是自己的论述，但自觉这个劳动量也相当可观了。觉得以接近耄耋之年而能做出这样的成绩，而且不是小册子，都是大部头，有的一部超过一百五六十万字，出版的总字数累计竟超过了1000万，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成就感。虽然这里头有不少合作项目，其中许多工作是跟其他同志一起做的（宋嗣喜、栾文海、李蓉等等），有他们很大的贡献和功劳在里面，没有这些同志的参与和努力，成果的数量就不可能这么多。但毕竟在所有这些课题中，我都是发起人、主持人，起主导作用；我是审校人和定稿人；其中的每一个选题都要经过我的反复思考和精心准备甚至论证，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要经过我反复推敲、斟酌、修改、订正和加工。想当甩手掌柜？我还不够格。说起来是1000万字的出版量，但过手的文字量何止三千万，四千万！其中遇到并经过研究解决的疑难问题，何止成千上万！仅为各书所撰写的前言、后记、编者注、译者注，恐怕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工作量。
    这样大量的工作，如果产生的全是文字垃圾，那就很可怕了。所幸的是现在检讨起来，自觉还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它们多多少少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有的为我国研究界、学术界提供了大量迄今不为人知的重要资料，填补了历史研究的重要空白（如《19世纪俄中关系》、《18世纪俄中关系》（恰克图条约卷）、《18世纪中关系》（布连斯奇条约卷），对国家清史编纂工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的向国内介绍了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社会历史背景材料和理论观点体系，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高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水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决策能力起到了一点点作用；有的为整理保存我国特别是我省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财富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回想经我编译出版的这些书，撰写的这些文字，有一点令我感到满意和骄傲的就是，其中绝大部分选题，都是由我直接向有关部门和出版机构提出，然后签订出版合同，通过正规渠道出版的。它们没有要过院里一分钱的出版补贴，也没有得到过院里一分钱课题费的资助。而这些书在出版后，有的一版再版，被收入国家一级学术机构和出版机构所编的丛书（如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合编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新华出版社设立的《新华丛书》、商务印书馆设立的《苏联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典作家传记丛书》等等），有的被中央和各地多家媒体、全国性的主流网站转载或连载；有的在互联网上引起广泛关注，反响强烈；有的则因为在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成绩突出而受到中央和省级有关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的奖励和表扬，发给奖状、奖杯、奖金。有的译著由于介绍了重要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思想观点以及大量翔实珍贵的实际材料而受到国内重要学术研究机构、教育机构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因此而召开研讨会、报告会，有一些还被多所一流大学的研究生院列入博士生必读书目。
    就我个人而言，这样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反响完全是始料未及的。在考虑这些选题，向出版机构提出这些选题之初，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们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记得在提出苏联研究系列译著选题计划时，我在出版问题上就遇到过相当大的麻烦。当时我曾找到省出版集团的领导，提出过有关选题的建议，但他们犹豫再三，还是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被否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某些中央一级的出版社，还是有胆识，有魄力的，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不仅接受了我的选题，而且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巨大的支持，使这些著作得以迅速出版。
    检讨苏联解体问题一直是我的一个学术愿望，是我想要做，觉得很重要，但又觉得力不从心的一件工作。这个想法萌生于上个世纪末我在莫斯科居留的一段时期。这段时间正是苏联崩溃后各种惊人后果显现出来的时期。从89年我从丹麦回来旅经莫斯科到2000年，这十多年来我曾多次去过俄罗斯，走遍了她的东西南北，亲眼目睹了苏联的崩溃和它所带来的后果，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正如我在《大国悲剧》这本书的译后记中所说，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对苏联都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对于我这个由俄国老师和苏联专家教出来、学的是俄苏文学搞的是俄国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当然更是如此。试想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原来一直被当 成我们的榜样和未来，后来又同我们的国家发生各种纠葛的超级大国，突然于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变了颜色，怎能不令人关注，怎能不使人感到震撼！
    居住在莫斯科的前后三年时间，我曾同他们的学界精英有过不少接触，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至少也有个20-30本吧，参加过一些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就这个问题召开的讨论会。我曾想就苏联解体问题写一本或几本书，但一动手构思就觉得材料不足，泛泛地谈论又不是我之所愿。总之是眼高手低。而且认识到，以一个地方社科院的退休人员，想要实现这一愿望，实在有些不切实际。不过我发现，十多二十年来，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一直在反思，由于有切肤之痛，有亲历之哀伤和欢乐，他们的体会更直接，思考也更全面细致深刻，出了不少值得一读的好书。所以我决定择其优秀者、对我国更具有借鉴意义者翻译过来，给我国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利用的材料和思想的养分。这就是《论意识操纵》、《第三次世界大战》、《大国悲剧》等这一批书得以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个人背景。现在新华出版社正在准备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的出版，这就是我同李蓉同志合译的《大国转型：俄罗斯的政治进程》。据说很快就要印出来了。
    翻译这批书，符合了我喜欢做、我能做和对社会有价值这三条件。它们一直是指导我老年工作的三原则。这些年来，有不少同志出于好心，向我提出了做这做那的建议，有的报酬丰厚，但是我并不喜欢；有的我不熟悉，或对我拘束太大，我做不了；有的我对它的社会价值抱有怀疑，所以都被我婉谢了。总之，坚持了这样三个条件，就使我老来的工作愉快胜任，得心应手，使我能享受工作的快乐，而不是成为它的奴隶。我想，每个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自己应该坚持的条件，有了它，才不会委屈自己，而如果自己不受委屈，愉快胜任地把工作做好还能成为问题吗？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你码了这么许多字，有那么多时间吗？你岁数这么大了，有这么充沛的精力吗？人都不是铁打的，干这么多活儿，说不累是瞎话。但是，不是有人说吗，时间是海绵里的水，你一挤，它就出来了。鲁迅说，他写那么多东西，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利用起来的结果。鲁迅在喝咖啡的时候不写字，可我把喝咖啡和写字结合起来，一边喝一边写。庄稼院的人有两句话，使我终身受益匪浅。这两句话就是：眼是懒蛋，手是好汉；不怕慢，就怕站。前几年国家清史有一个资料性的课题委托我来做，就是翻译俄国科学院编的俄中关系档案资料集。其中的《19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拿来一看，好家伙，大开本1100页，650个档案文件，注释完全是密密麻麻的小五号字，占了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还有两本，一本800多页，一本700多页。三本加起来人名地名成千上万，问题涉及欧亚美洲，背景情况异常复杂，许多文献资料、人名地名都要查找考证，有些方言土语通过网络电话去问原主编米亚斯尼科夫院士，连他也说不清楚。这项工作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难度、辛苦和付出劳动之巨大也是无用置疑的。中俄关系是我一度曾经做过研究的领域，大体上我还是熟悉的，对于这样的内容，我也比较感兴趣。唯一考虑的方面，就是以我的精力和体力来看，是否能干得了。对这套资料，据说国家清史的总纂戴逸先生还特别关注。一旦接手这项卷帙浩繁、体例繁复、具有学术基础建设意义的工作，就要负起责任来，保证质量，善始善终，不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
    说实话，在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大部头，这样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光拿眼睛看，光在那儿寻思琢磨，不动手，吓也要把你吓回去。这时候“眼是懒蛋手是好汉”这句至理名言就发挥作用了。不能光看，一定要动起手来。用愚公移山的精神，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动起手来。饭要一口一口吃，字要一个一个码。这时候最重要的是抓住别放松，每天都要有所前进，有所收获。其实翻译的工作要论工作量来说，也就只能相当于全部工作的30%吧？大量的工作在于审校，在于把这些译稿提高到合乎出版质量要求的水平。拿《19世纪》来说，一百六七十万字，分给七八十来个人，翻译的进度倒也不慢。等到大家的译稿一上来之后，才发现问题可就大了去了。除了译文本身存在着不在少数的错译漏译等问题之外，还有译名不统一的问题，风格不一致的问题，等等。公文总得像个公文，奏章总得像个奏章吧？这倒不是说这些译者的水平不济。其实这些同志都是水准很高的，都能够独当一面。可是在集体课题中，往往都存在着一个普遍的毛病，就是对最后把关定稿的同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依赖。总觉得我不是最后一关，最后还有人在这儿兜着，于是无形当中，也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可是到了我这儿，却是到了退无可退、靠无所靠的地步了。不能再有一个错误的、不恰当的字、词或表现方式出现了。翻译这个东西，同样一个内容，完全可能存在着不同表现方法手段，有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地方。但是在一部统一的译著中，保留五花八门的翻译风格是难以想象的。它们必须在我的笔下得到合理的统一。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尽量保留每位同志译文的精华，保留大家在文字表达上的贴切、创意和灵动，同时又要去除错讹，补足遗漏，解决悬疑，匡正不规范的文字，统一译名，撰写前言、译序，编写人名地名表，增补必要的注释，勘正原文的错误……
    这只是一部《19世纪俄中关系》的第一卷。然后接着是《18世纪俄中关系》的恰克图条约卷，大约80万字，翻译者是宋四喜同志，2008年宋思喜同志因为健康原因，在勉勉强强完成了翻译初稿、自己无力再对照着原文看一遍，而且还剩了一个不小的尾巴的情况下，不得不把稿子移交给我，由我来替他完成余下的工作，同时再承担原定的校订全书的任务；《18世纪俄中关系》的布连斯奇条约卷，大约70万字，则是由我独自完成的。这两本书书合计起来，又是150-160万字。18、19世纪三部书稿加在一起，大约是320万字的工作量。前前后后由我校订并反复审读过至少三次，历时6年有余。当我终于完成课题任务，把全书译稿按期交给出版部门的时候，不是说眼是懒蛋，手是好汉吗，我真为自己这双“好汉的手”感到无比自豪，为一个七旬老人所能动员起来的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感到骄傲。遗憾的是由于在国家清史项目管理中存在着官僚体制的弊病，尽管《19世纪俄中关系》中的资料为许多学者所急需，而我们按要求早已按时完成任务，译文也被学术主管部门约请专家鉴定为优质译文，但文化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却迟迟未能拨出经费来出版。所有的译者至今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恰克图条约卷和布连斯奇条约卷则正在出版社编辑之中。
    相比之下另一个大型项目的进行却是要顺利得多。退休之初，我曾应省文联之邀，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黑龙江卷》。这显然是由于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缘故。这是一项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牵头主办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是一件很大的工程。仅以我所主编的《黑龙江卷》来看，要从几乎一两亿字的原始资料中编选出一部相对来说篇幅不能过大、能忠实反映我省民间故事蕴藏状况、具有代表性、编排科学合理的权威版本来。最后成书的时候达到165万字。这是一项非常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国家组织的编委会要求编写的是一个具有传世意义的科学版本。为此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民间调查采集工作，再从口头流传的浩如烟海的神话、传说、故事中，把具有代表性的精华部分挑选出来。然后还要建立具有本省特色，合乎本省民间文学实际的科学编排体系，把它们加以分类，做文字处理，编写题记、注释和说明，在这个基础上绘制各类传说故事的流传分布图，编制方言土语少数民族词语的词汇表，编写故事讲述人的传记资料，等等。最后再撰写一篇能够科学概括说明我省民间故事状况特点的长文作为前言。
    这是一项“啃硬骨头”的工作。其实，文联领下这项国家交办的工作来，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一直在扯皮，没有经费，没有人手，所以一直没有进展。因为无从下手，谁也不愿意干。明摆着是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又干不了。想来想去就想到我的头上了。我觉得这件事意义重大，关系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当时还没有兴起“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说法），值得一做，便答应了。文联派出能协助参加工作的只有一个副主编栾文海同志，比我还大两岁，还有一个电脑操作员。选编工作非常麻烦，非常繁琐，大量材料要反复筛选，反复比较。这项工作干了足足有4年，从97年干到两千年。别的省一个巨大的十几个二十几个人的班子，呼呼隆隆干七八年也没有干完的工作，我们凭着“眼是懒蛋手是好汉”的实干精神，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不等不靠，不计报酬，在几乎没有经费的情况下以最小的花费在四年当中干出来了。成果拿到北京，交到由中国社科院、北师大、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文联、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民协、出版中心等机构的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经过整整一个星期的严格答辩、审查，最后得到一次性顺利通过。这个成绩是其他各省卷在评审中所没有见到的。因为几乎所有其他各省的省卷，在送审时不是返了工，就是留下尾巴要求修改。特别是前言的撰写，更是没有一个省不经过多次返工修改才得以通过，一次得以通过的仅此一家。值得欣慰的是在北京的评审会上，将我们的成果评定为其他各省编写工作的“样板卷”。我后来也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于2004年发给“优秀编审工作奖”，给予“作出重要贡献，成绩突出”的奖状，并被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奖杯和荣誉证书。
    这些年来所完成的这些工作，都是需要大量时间的。“不怕慢，就怕站”这句庄稼院的老话，对我顺利完成许多篇幅巨大需时甚多的项目，有很大的帮助。我有一个很笨很笨的窍门，就是每天一定要做点事，一定要保证时间，使工作有所进展。哪怕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百字，五百字，但一定要有所进展。这种情况十几年如一日，无论是过年过节，哪怕是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其实如果抓不紧，时间是很容易溜过去的。因为每一天都有可能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来个人，开个会，有个什么活动。岁数大了，年龄不饶人，如果白天有事，晚上再来工作，精力就不济了。所以我把工作时间安排在最不容易受干扰的早上。有时候白天出去参加活动，一开会一天，这时候就免不了在会场打瞌睡了。为什么？因为出门开会之前我已经在家里干了两小时了。好处是这一天的工作量已经有了，坏处则是会上说啥全没听着。从四五点钟开始干，干到七点，能干不少活儿。积细土而成高山，汇涓滴而成江河。日积月累，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我的上百万上千万字的译著完全是这样搞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感谢这种良好的工作习惯。每天都不白过，每天都有所前进，有所收获，有新的劳动成果诞生，岂不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陆放翁有一句话，叫做“外物不移方是学”。真正的学要“外物不移”。这个境界可不容易修炼，我自觉达不到，但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外物不移”退了休的人比较容易做到，因为他周遭的外物已经不彰不显，没有多大吸引力了，所以比较容易做到是环境使然。可是遗憾的是这时蜡头已经不高了，一般也用不着刻苦地去做什么学问了。没有退休的人学习任务重，但外物的影响也大，什么评比、晋级、评奖、考绩、评模……等等等等，所以要做到“外物不移”就更加难能可贵。像我这个退了休还把“学”当主业搞的人，应该属于异类之列。由于我把“学”当成了安度晚年的一种生活方式，当成了一种吃饭、睡觉之类的毫无压力也不给自己施加压力的生活内容，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也没有什么远大宏伟的治学计划，不求升级当模得奖，更谈不上靠稿费赚钱，最大的推动力也不过就是兴趣所至，想要充实自己，思考点什么，探索点什么并从中得到乐趣，免得生活空虚乏味，所以相对来说，进入“外物不移”的境界反倒比较容易。我搞这些东西，有时颇有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重过程不问结果”的味道。当我把一篇篇满族神话故事挖掘出来，介绍给对民族文化遗产感兴趣的学者和读者，把一份份档案文献翻译出来，奉献给我们修撰清史的学者，把剖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精辟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我体验到了能够老有所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由衷喜悦。对我来说，这就是足够的回报了。这些成果也有报酬，也拿稿费，也参与过评奖，我也申报，写材料，得了奖也很高兴，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东西实在是太不重要了。近年来我得过几次奖，但没有一次是主动打听、关心去申报的，如果不是参与课题的同志提醒，恐怕连申报也不会申报。这样做是应该的，否则跟我一起做了许多工作的同志贡献就会被埋没。但我自己单独搞的一些成果，往往因为不关心而失去申报资格，一次也没有申报过。有些课题得了奖，而且奖项不低，但我这个得奖者却好长时间都不知道。奖状奖杯奖金放在那里，四五年也不去领，得的什么奖也说不清楚。直到现在还有个省文艺大奖一等奖的奖状在文联放着没有去领。但是我很在意我工作成果的社会价值，关心对它们的评价和反映，希望它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但愿它在若干年后也能继续为社会所利用，为思想创新带来启迪，为学术和艺术的繁荣带来滋养，而不是变成躺在一边无人问津的垃圾。这才是真正的最高奖赏。我愿与同志们共勉。
    我这个人虽然没有雄心壮志，但是很喜欢刺激，具体说就是喜欢做富有挑战性的、有难度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才能使我学到更多新的知识。这些年来通过编、译各种著作，我一直在不断学习。其中就工作难度而言，挑战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翻译卡拉•穆尔扎的《论意识操纵》，还有一次则是翻译李铁映任社科院院长时组织学者们撰写的那部专著《论民主》。《论意识操纵》是一部理论性很强、内容异常丰富、知识面很广、涉及学科很多的专著，部头很大，有八十多万字，参加者有宋思喜、王晶、李蓉等同志。挑战性不仅体现在内容丰富、新鲜，知识面广，而且也体现在作者的行文风格、写作特点和语言的运用上。卡拉•穆尔扎是一个睿智的思想家，文字的艰深在俄国人当中也是有名的。这是因为它天马行空，富有跳跃性，逻辑的跨度很大，但同时论证又非常缜密，因此如果把握不住思维的内在逻辑，就难以表达他确切的含义，往往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不知所云。此外，他的文字表现又非常丰富多彩，极富于层次感、幽默感。要把这样的著作忠实准确地传达出来，非下一番大功夫不可。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书籍出版之后，有一次我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一位学者交谈起来，他说他原来读过卡拉•穆尔扎这本书的原文，总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感觉，理解得很不透，但读了我们的译本，才有一种通彻透亮的感觉。出版社的编辑也说，这本书内容虽然艰深，但译本的文字却不艰涩。这些都给了我很大鼓舞。
    李铁映等同志撰写的《论民主》，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民主观的理论著作，全书40余万字，参加者有宋思喜、李蓉两位同志。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把它翻译成俄文出版，目的是向俄国理论界介绍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历史演变和发展。我是课题负责人，是文字把关的人，对于我的俄文表达能力构成了很大的考验。加之这本书论述的内容很广，它介绍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民主观念，又有关于世界各国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嬗变历史的论述，还有中国从山沟沟里苏维埃民主制到当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这些对译者的知识储备、语言功底，包括古汉语功底和俄文功底都要求很高。工作完成后，请俄国科学院远东所的专家审阅，获得了很高评价。俄塔社为此发了消息，后来参与审阅的俄国学者还在俄国的独立报、真理报和教师报上撰文对俄文版有所评介，并对参与翻译工作的中国的俄罗斯学家们表示敬意，说是没有想到中国的这批学者语言文字能力这样强，对翻译者们的学养表示钦佩。
    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语言修养的问题。我曾给许许多多同志审校修改过翻译稿件，有院内的也有院外的，数量恐怕也超过好几百万字了。修改的内容既包括对原文的理解，也包括文字运用是否得当，是否准确，表达是否合乎规范，等等。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思维的手段。再好的思想也是要通过文字才能表达，否则就会弄得读者“不忍卒读”。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不少同志对语言文字的重视是不够的不够，因此下的功夫就有所欠缺。任何一部著作，其中的思想精义、文章风采、逻辑力量，语气态度，不都是要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吗？。对于一个合格的研究工作者或者翻译工作者来说，语言文字能力，包括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运用能力，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属于基本功范畴的东西。然而我们有些同志似乎把这个问题看成旁枝末节，无关紧要。试看我们的电视台、电影、电视剧打出的字幕，错别字一抓一大把，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向全世界华人播出，真是令人汗颜。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身上，那就实在太不应该了。
    要想得心应手地运用语言文字，唯一办法就要靠平时不断积累。要多读书，多读散文，不但读近现代的和当代的，还要读古代的；要向生活学习活的语言，要处处留意。要始终把加强和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问题摆在应有的位置。
    我之所以能够做一些工作，和始终坚持适当体育锻炼有很大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对老年人重要，而且对在座的青年朋友们同样重要。不要舍不得时间，庄稼院里有一句话，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很对的。当我五十多岁的时候，身体并不是太好，动脉硬化，经常犯眩晕症，犯起来天旋地转，不能站立，也曾有过出差晕倒在宾馆的事。心脏也不大好，心颤气短。自从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认真锻炼以来，20年过去了。这20年来我先是长跑，后来由于腰间盘问题又改为游泳、步行，不论身在国内国外，不论严寒酷署，始终坚持得很好，可以说一天不拉。现在我每天游泳1500米。对于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人来说，不论年龄大小，适当锻炼都是个头等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希望我的这个例子对不大重视体育锻炼的同志能有所启发。
    耽误了大家的宝贵时间，再次致歉。祝大家生活更愉快幸福，更健康，更富有成果。谢谢大家。